今人往故宫观光，由天安门入，行至巍峨的午门，向右看为东华门，由此径东可达繁华的街市王府井，向左看则是西华门。出西华门一直前行，穿过南长街，便是中南海。
中南海，连同今之北海，在明代原系一体，统称“太液池”，全是皇家园林西苑的组成部分。历史兴替，慢慢模糊了明代皇城的格局。在当时，今之故宫到中南海整个的广大区域，同属“大内”，所以西苑又称“西内”，其间并无百姓杂居，北长街、南长街也尽是宫殿和皇家各种办事机构。天启年间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在“大内规制纪略”中，叙说详尽。
现在游故宫，打从西华门出来，折往中南海，沿途所见已是商厦林立的现代化景象。而在当年，这一带全属禁地，虽未必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盘盘焉、囷囷焉”之盛，但的确宫阙连绵，气象森宏。
五百年前——公元1507年——正德皇帝朱厚照又在此大兴土木，耗巨资修造宫庭史上独一无二的怪胎、完全为他个人专用的宫殿群“豹房公廨”。
所谓“豹房”，是宫廷豢养观赏动物的场所，此外如虎房、象房、马房、虫蚁房等。至今，不少北京地名犹存遗影，如“虎坊（房）桥”、“报（豹）房胡同”、昌平区的“象房村”等。珍禽异兽，自古为中国皇帝所好，这爱好兼有几重意义：一是珍禽异兽往往被视为“祥瑞”，一是它们作为狄夷属国的“贡物”，象征“天朝上国”的威势，当然，更是宫中皇族消遣娱乐的对象。历代宫庭均有驯兽师，调教动物，作兽戏以愉君王，更有不甘寂寞之君如正德者，喜欢亲自下场与兽角力——好像他的老前辈商纣王也很乐于此道。
由于不断有臣子进献、属国朝贡，加上历朝皇帝自行搜罗，豢养珍禽异兽之费实际已成朝廷一大负担。成化间，内官梁芳“进白水牛一只，每岁支费千余金”。《治世余闻》有条记载，说正德之父弘治皇帝继位后，因见“蓄养四方所贡各色鸟兽甚多”，而首次提出将其放纵，“以减浪费”，但又怕“所司白虎豹之属，放即害物”，于是下旨：“但绝其食，令自毙可也。”不知是否真正如此实行，总之，皇家养兽玩兽之风之盛可想而知，单单豹房就不止一处二处，笔者所知，现东单的“报（豹）房胡同”是其中之一，亚运村以北大屯一带，还有一处地名叫“豹房”——但它们皆非以正德而闻名的那个“豹房”。后者地点在西华门内外，即紫禁城与西苑之间。
这里原系诸多皇家豹房中的一座，正德二年，1507年，朱厚照开始对其大加改建、扩建，工程浩大，一直持续七年。我们从《武宗实录》上得知，正德七年十月，工部就豹房工程提交一份报告，称从开工以来“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而且新近又将“添修房屋二百余间”，“国乏民贫，何从措办”？有关职官深感无奈，请求立即停止该工程，“或减其半”；然而，朱厚照的表现是“不听”。
正德七年，豹房工程添上这二百余间房屋后，是竣止了，还是以后仍有续建？不得而知。但从史家的记述可约略窥见，它不单颇具规模、“勾连栉列”，配制也可称齐备；有宫殿、有密室、有寺观，甚至还有船坞和供军事操演的教场，人员方面完全比照“大内”，各色执事太监轮班值日，而见幸者如伶官、僧侣、边帅、女人、斗兽士等“皆集于此”。
于是，它有了一个正式而又怪异的名称：豹房公廨。
公廨者，古时官署通称也。既然是行政办公所在，却又以一个彻头彻尾的游乐场所为中心或者说以此为基础兴建起来，这种不伦不类的意味，带有典型的朱厚照性格特征。
“豹房公廨”因朱厚照兴，又因朱厚照衰；是他一手打造，亦唯有他自己方才使用过。豹房之于朱厚照，朱厚照之于豹房，实可谓互为表里的一双绝配。
可惜，“豹房公廨”在朱厚照死后即被取缔，不单活跃其间的五花八门人物作鸟兽散，连同那些建筑、器物亦很快地废弛、颓朽以至于消失，最终无迹可寻；否则，保存下来，倒不失为极具魅惑与遐想力的吊古的去处。
朱厚照之能修建“豹房公廨”，还是要追溯到那场政变。倘若没有那场政变，倘若刘健、谢迁、韩文等这些“眼中钉”未被拔除，倘若朝臣方面的力量和权威不曾因此遭受沉重打击，庶几可以断言，“豹房公廨”这种事物永不可能出现。朱厚照救下“八党”的同时，也得到了自己最渴望的东西——“豹房公廨”。
仅仅在政变的第二年，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营造“豹房公廨”并迁往此处居住，起初，是白天在里面鬼混，很快发展到夜宿不归，“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此话怎讲？即是说，打正德二年有了“豹房公廨”起，朱厚照便彻底从紫禁城搬出，不在宫中居住，最后连死也死在豹房，不再回去。
去过故宫的人，都知道位居故宫中心有座大殿，叫乾清宫。自明永乐迄清初，这里是中国所有皇帝的寝宫（雍正后，皇帝移居养心殿，但日常还是在此处理政务），也即泱泱九州NO.1的宅邸。它作为皇帝安放其卧榻之处的意义倒在其次，尤为重要的，乾清宫乃是帝权的象征，皇帝在此居住不仅是个人意愿的问题，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通常来说，一个皇帝只有当被赶下皇位时才会离开那里，比如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之被迫离宫。唯有朱厚照，竟敢于置皇统于不顾，主动而决然地辞别乾清宫，至死不回。他此一行为，既是空前之创举，基本上亦属绝后之奇例。在他开了先例之后，只有他的继位者嘉靖皇帝，从中晚年起效仿这一做法，迁居西内。
正德搬往豹房，不仅仅是为自己重新选择了住所。他这么做的含意在于，逃离或放弃了一种角色，逃离或放弃了礼法所加诸这种角色之上的所有信条、戒律、义务与规约；此外毫无疑问，也借此彻底摆脱和跳出于祖宗、父母、家庭以及既往整个个人历史之外。当置身乾清宫时，他是一个君王、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是活在这些躯壳之下而又并不如意的压抑的魂灵，而一俟别宫而去，他就不再是上述角色中的任何一个，他仿佛灵魂出窍、羽化而飞升，一了百了，胜利大逃亡。
回过头再来看正德与群臣的对抗，再来看那场政变，在正邪、善恶这类通常的历史尺度之外，我们忽然发觉其间还存在着一点正德自己的小秘密，亦即他自个儿性情上的好恶与追求。那是什么样的好恶与追求呢？简单一句话，他实在不堪、也不喜欢扮演皇帝这角色。刘健等反复敦请于他的，无非就是像一个合乎制度的皇帝那样行事，但他感到最不可能也最不愿意做到的，恰恰即此。做皇帝，实非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下来就命中注定的；他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满朝官员还有天下黎民不由分说就拿皇帝应该承担的一大堆责任、义务硬往他身上套，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冀望、要求和限制。对此，他简直烦透了。他想要怎样呢？他想要的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由着自个儿的性子去生活，爱好什么就干什么，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搞什么女人就搞什么女人……从种种迹象来看，此人若生于寻常人家，不妨说倒是一位性情中人。可是，偏偏一不留神，他却做了皇帝。皇帝这角色，讲起来顶天立地，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大家只须看看正德的老祖宗朱元璋的一生，就知道要把这角色对付得略像点样子，真的大不易。
说白了，朱厚照全非做皇帝的料。虽然在皇帝位子上混事的，历来不少。不过，到帝制晚期，皇帝却是越来越不好混了，因为这种制度愈来愈严密，也愈来愈刻板。比照秦汉至明清中国历代君主的处境，我们明显看见帝权在走向高度集中的同时，所受到的掣肘也远为深刻，表面上看帝权益发伟岸，实则做皇帝者的个人空间反倒愈见局促——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明代皇帝，除开太祖、成祖、仁宗、宣宗这四位，其余没有不受“欺侮”的——要么深受重臣抑沮，要么为宦官近倖所挟持。再来看代明掌国的清代，都道有史以来清朝皇帝最累，有的握发吐哺、宵衣旰食，有的忍辱负重、终生气郁难舒……撇开外因不谈，儒家伦理对君主的道义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乃不争的事实。总之，在明清两代，留给像先前的汉成帝、汉元帝、隋炀帝这类艳世风流皇帝或像唐明皇、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这类春花秋月皇帝的空间，是大为萎缩了。皇帝与其自身体制之间的矛盾，反而加强和扩大。隋炀帝尽可以在皇帝位子上鬼混，不必考虑搬出宫去以换取“自由”，但朱厚照则不行；祖制、祖训和家法这些无形大棒，暗中高悬在乾清宫宝座上方，随时会被辅臣、言官、太后或别的什么人祭出，加以利用——就算别人不抡，自己想想亦有心理障碍。
从公然弃乾清宫出走，并至死也不肯回来这一率性行为论，朱厚照的表现颇像“性情中人”，跟终于在大观园呆不下去而出走的贾宝玉，有相似处。但我们应该不加耽搁地立即指出，朱厚照所拒绝或急欲摆脱的，乃是做皇帝的义务、责任和规约，绝不是皇帝的地位、权力和享受。他建造豹房，并以此将紫禁城取而代之，归根结底就出于一个目的：挣脱来自体制的对一个皇帝的种种束缚，然后彻底地丝毫不受约束地享受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竟能想出这样的点子，足见其禀性顽劣自古无匹。
实际上，他是用一定程度上的自贬自贱来实现其恣意享乐的目的，用名誉和尊严上的一定牺牲来换取在污泥浊水中撒欢打滚的快乐。这就让人不得不想到他祖上的叫花子出身，并怀疑这种遗传和血液质地在起作用。儒教中国极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每个人都各有其名分，失去名分或使名分淆乱，都将自取其辱、自败其身。朱厚照对此则根本不在乎，以为狗屁不如。呆在乾清宫（也只有呆在乾清宫），他是皇帝名分，然他却宁可带着他那群下流坯，搬到“豹房公廨”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地方住下；按理，“公廨”本是皇帝臣属的官署，身为帝王放着皇宫不住，却呆在一个“公廨”里，这算哪门子事呢？朱厚照可不管这个；后来，他为了更进一步胡来，又运用同样思路把自己降格为“公爵”“大将军”，上演一幕又一幕荒唐闹剧。
他不待别人轻视他，自己先作践自己。你士大夫不是老跟我提什么祖训、什么“君君臣臣”么？我不要这“劳什子”、脚底抹油溜出宫去、再给自己封个“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官职，成不成？不成，我再给自己改个名儿，我不用爹妈起的名字“朱厚照”，我管自己叫“朱寿”，成不成？——既然我不是皇帝、我是“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我都不是朱厚照、我都改名朱寿了，你们还跟我絮絮叨叨什么呢？
这么匪夷所思的损招，没人想到只有朱厚照想到，不是他多么高明，无非是谁都不曾像他这般惫赖罢了。
但他绝非真的不要当皇帝了。推开了皇帝的名儿，却把皇帝的实一点也不放松地牢牢抓在手里。这才是他最最无赖之处。
先皇三位顾命大臣，三个被撵跑二个，剩下那个基本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朝廷所养专事挑刺儿的科道官，也在“奸党榜”打击之下惨遭重创。至于母后张氏，自弘治驾崩之后似乎就从历史记载中销声匿迹了，朱厚照身世悬案虽然再也不曾沉渣泛起，但显然这对母子之间只是维持着相安无事的状态，张氏大约只能在慈宁宫安享晚年，而绝不可能对正德皇帝行使什么母后的威仪。此外还有何人？那个可怜的年轻的夏皇后和沈、吴二妃？说实话，朱厚照不理她们，她们就该知足。
因此，就算大逆不道，谁又能拿他朱厚照怎样？
三十六计，走为上。咱不在乾清宫玩儿了。老祖宗，拜拜；孔夫子老东西，拜拜；那张硌得人屁股疼的硬龙床，拜拜。
瞧他替自己选的地方：既出了紫禁城以外，又与它紧紧挨着。咫尺之间。若即若离。似是而非。他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参透“边缘化”的好处与妙处之人。
他管它叫“新宅”，译作今语便是“新家”。一个“新”字，尽显他喜获重生的欣悦；而以此为“家”，适足反映他对紫禁城的不认同，以及在这里才找到自在与安全之感的内心。毫无疑问，迁出乾清宫、搬入豹房，对于朱厚照来说，具有一种打碎锁链、翻身解放的“伟大意义”。
一个十七岁少年，没有父兄管束，却拥有无边权力和取之不尽的钱财，法律对他不起作用，道德和舆论也悄悄躲到一边……试想这样一番情形，休说朱厚照，不拘什么人，哪有不堕落的？人性本恶；人类的向善意志，起因在社会。由于社会的形成，人类发现如果任凭每个人按其本性自由行事，只能不可收拾，而必须立出一些准则彼此共同遵守，于是始有禁忌，进而发展成宗教、道德、伦常、规约、法律和制度，这就是所谓“文化”。其间虽然也存在公平问题，但出发点则的确在于克服人的恶的本性，寻求社会和谐。可以说，人类之建立自己的文化乃是出于被迫，不如此，人必定形同禽兽；而自有文化以来，人类就沿着理性亦即善的方向一直前行，不断改进自己的文化，更多地抑制恶，更趋近于理想的善。此即人类及其文明之向善意志的由来。但在文明各阶段，社会制度总有疏漏与缺陷，不能将恶杜绝，甚至局部会有对恶的纵容和鼓励。朱厚照就面临着这样的纵容和鼓励，尤其当原本用以防范的机制和环节出现问题、失效的时候，制度中所保留的恶便借着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兼皇帝的朱厚照，大摇大摆地满足了自己。
朱厚照的豹房生涯，充满暧昧、晦涩的色调。
每当我想象豹房的时候，脑海里浮出的是这样的画面：那应该是一处密室，昏暗、朦胧而幽深，屋子不小，却约摸只开设着一扇窗棂，天光从那里穿透进来，成为一道浑浊的光柱投射在地面；而时间，似乎永远停留在清晨时刻，在那光柱投下的地方，一个衣着华丽、满脸倦容的少年胡乱地躺在地上，他的头枕在另一个男人的怀中，此人年约三十，身体强健，却长着一副贪婪的嘴脸，即便在睡梦之中也仍能看出这一点；随着眼睛适应了屋内的昏暗，稍稍移动视线，我们很快发现，四周横七竖八还躺着很多人，都是随地而卧，毫不顾忌自己的姿式，就好像瞬间被人施了魔法而突然沉入梦乡，在他们身边到处散落着酒罐、酒杯，有的倾倒在那里，有的则摔成了碎片，果品也从案上滚落于地，一直滚到墙角方才止住……镜头再往上摇，我们会看到屋内摆放的一些奇特的木雕和悬挂着的绢画，甚至直接绘在墙上的彩绘，那些雕像带着明显的密宗风格，绢画和彩绘几乎无一例外是春宫内容，满目惟见男女赤裸交缠的肢体。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有一幅彩绘，上面的女裸体一望而知并非中土人物，画法亦出自域外，那沉甸甸的乳房，纤细、坚实而又富于生命力的腰肢，丰硕的臀，粗壮和充满欲望的大腿，以及似乎疯狂扭动的躯体，加上立体透视笔触营造出的极度写实的效果，足以让任何生活在十六世纪的中国人魂不守舍！
虽然这些场景系出笔者想象，却句句有来历。在史家并不完整然而不乏细节的描述中，豹房出入着诸如番僧、阿拉伯舞姬、高丽美女、江湖艺人、皮条客这样一些极具另类和异国情调的人，豹房的生活不仅是非正统的，尤其当理学完全统治着明代意识形态、一般社会道德趋于有史以来最保守状态的情形底下，豹房里的生活方式绝对具有颓废的、世纪末的、骇人的性质。朱厚照在豹房的所作所为，与当今及时行乐、追求感官刺激的嬉皮士式人物一般无二，只是彼时尚无摇头丸、大麻、海洛因、可卡因，否则，我绝不怀疑这位年轻的“问题皇帝”，将欣然加入“嗨客”一族行列，成为瘾君子。
上文提到豹房的那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名叫钱宁，后被恩赐国姓而叫朱宁。此人通过巴结刘瑾，引荐给朱厚照，跻身御前红人之列，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让引路人刘瑾都有些黯然失色。他最后做到左都督，执掌著名的锦衣卫和诏狱，成为国家秘密警察头子，就像纳粹党卫军首领希姆莱。能武，是他得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朱厚照一生都对征伐冲杀之事抱有白日梦一般的理想，钱宁据说射术骄人，会左右开弓。但恐怕这并不是他在豹房大红大紫的根本原因。
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明史》语意幽长，读起来总感到有些弦外之音。其中说，豹房之建，便出自钱宁的创意：“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复诱帝微行。”当其提出这建议时，究竟是如何向朱厚照描画豹房的享乐主义气息的，其细节很有遐想的余地。从上述一句，显然可以读出钱宁作为朱厚照豹房生涯的纵欲象征这个形象。随后又有一句：“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说两人在豹房睡在一起，且非偶尔为之，是经常如此；以至于百官都掌握了这样一个规律，每天早上只要看见钱宁的身影，就可以知道朱厚照已经起床。两个男人，行迹如此亲昵，一般人不单做不到，恐怕根本就难以忍受。个中隐秘是什么，史无明言，却又老在暗示着什么。当时有个叫王注的锦衣千户，活活将人鞭挞致死后逃匿，刑部于是发出紧急通缉令；钱宁却把王注藏在自己家，同时让东厂借故找刑部的麻烦，刑部尚书张子麟得知王注有此背景，赶紧亲自登门找钱宁解释，并立即将王案一笔勾销，事情才得平息。那么，钱宁缘何要如此保全这个王注？史家只说出寥寥四字：“注与宁昵。”昵者，亲也，近也。一般友情不足以称“昵”，哪怕好到两肋插刀的地步，也不宜以“昵”字形容——特别是两个男人之间。
不单是这个钱宁，豹房前后几代红人，跟朱厚照的“关系”都很可疑。后期豹房佞幸的代表人物、边帅江彬（也曾被赐国姓而叫“朱彬”），经过权力斗争，不单取代了钱宁的地位，也填补后者与朱厚照的那种“特殊关系”。《明史》和《罪惟录》都明载，江与朱厚照“同卧起”，“帝宿豹房，彬同卧起。”《明史纪事本末》用词最有趣，写作：“上御豹房，与江彬等同卧起。”这个“御”字，有多解，其中，用在生活起居方面的时候，与男人的性行为有关。谷应泰是曲笔暗示什么吗？中国古代帝王“好男风”是有传统的，更不必说朱厚照这样一个喜欢猎奇、毫无禁忌的人。
豹房原本就是一个无所禁忌的空间，所有正统的通常的道德标准，在这里完全失效、荡然无存。不管朱厚照有何离奇嗜好，不管他想做怎样的人生冒险，都可以不受阻拦地去实行，并且绝对不会感到任何精神压力。从史料来看，朱厚照在豹房所表现和为自己选择的兴趣爱好，确实都带有某种异常的色彩。
史料屡屡提及，豹房建筑很重要的内容，一是状若迷宫、宜行暧昧之事的密室（“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一是寺院。后者乍看起来有些奇怪，难道享乐主义者朱厚照同时竟会是虔诚教徒？某种意义上是的，但他对于宗教的目的，不是清心寡欲，毋宁说恰恰相反。朱厚照对执戒甚严的中土佛教毫无兴趣，他为之着迷的乃是藏传佛教，时谓之“番教”。而“番教”的诱惑力在于“有道术”、“能知三生”等浓厚的原始神秘主义色彩，尤其是它将性行为和过程视为修炼手段之一，颇有秘诀用于研习，这最合朱厚照胃口。
《武宗实录》描述说：“上颇习番教，后乃造新寺于内，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这样的宗教场合究竟是什么气氛，一目了然。他迷得很深，在豹房“延住番僧，日与亲处”，“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直到自封“大庆法王”，还指示礼部，往后“大庆法王与圣旨并”。《罪惟录》的描述是：“时西内创立大善殿，番僧出入其中。金银铸像，彝鬼淫亵之状，钜细不下千百余。金函玉匣所藏贮，名为佛骨、佛头、佛牙之类，枯朽摧裂，奇丽傀儡，亦不下千百片。”想象一下这图景，既淫荡又恐怖刺激，也是古往今来精神空虚者的一致诉求。时下美国社会里的另类青年，不也热衷于稀奇古怪的邪教，来表示他们奇异的追求么？所以换个角度看，朱厚照倒很可说是现代颓废派的先驱，玩的就是心跳。
近幸群小了解皇上兴趣所在，自然百方觅奇，以便邀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