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李东阳</strong>：弘治顾命三大臣的幸存者。参与了“倒八”运动全过程，并在失败后与刘谢联名请辞，独被留任，且在以后刘瑾罗织的“奸党榜”里不见其名。对此，有人认为正德不便将父亲嘱托的顾命大臣“一锅端”，而手下留情。但《继世纪闻》提出了如下指控：“（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指“倒八”奏章）询之东阳，得其大略，瑾等惊觉……”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倘果有其事，则李东阳所为不逊于焦芳。但此记载不见于别书，仅为孤证不可轻信，官史《明史》未予采纳。不过，当正人君子纷纷见逐、罹祸之际，李独超然无恙，实为奇事。《明史·李东阳传》对这位“不倒翁”的描述，用词讲究，大有深意，很堪玩味。有这样两个场景：场景1——当时与刘、谢共同疏劾“八党”，刘、谢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缓”；场景2——刘、谢辞职获准离京时，李来饯行，“泣下”，刘健嘲讽道：“哭什么呢？当初阁下如果也坚决抗争，现在自然就能够和我们一道被恩准辞职了。”史家写道，闻此语“东阳默然”。从这些细节来看，李虽未必屈膝附恶，但大节大义之前，他选择明哲保身是无疑的。以后，在整个刘瑾当政时期，他的表现基本可以概括成三点，一是忍辱负重、“委蛇避祸”；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一些清正之士；三是为刘瑾的胡作非为擦屁股，“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令国家不致崩溃。因此当时对李东阳有截然相反两种反应，有认为“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然而相反地，“气节之士多非之。”他的一位门生、礼部侍郎罗玘，上书劝其从污泥浊水中早早抽身而退，否则自己深感耻为东阳门生，“请削门生籍”。我一直想找到这封信，多年搜阅，最后在《玉堂丛语》里发现了它，照录于下：

<small>生（罗玘自称）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晚辈给尊长写信，谦辞），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指自己，罗玘虽为学生辈，年龄却并不轻），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逐出师门之意），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通“缄”）不觉狂悖干冒之至。</small>

读此信，方知是时罗玘病重，将不久人世，而以此谏语为诀别，诚感人也。还有一个读书人，献给李东阳这样一首诗：

<small>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small>

讥以“行不得也哥哥”、“不如归去”之意。刘瑾倒台后，御史张芹即对李东阳提出弹劾，指责“当瑾擅权乱政之时，东阳礼貌过于卑屈，词旨极其称赞，贪位慕禄，不顾名节”。这都是确实的。其实李东阳这一类政治家也算中国历史的特产，从古到今都不鲜见。他们都聪明过人（李幼时即是神童，为天子召见，过门槛时太监笑道：“神童腿短。”小东阳随口对以“天子门高”），身在官场，当政治极黑暗之际，他们八面玲珑、委曲求全，同时折冲尊俎、周旋揖让；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像中流砥柱，是乱世中仅存的良知；但换一个角度，他们也实在难免同流合污之嫌。这种政治家所起的作用，究竟是避免国家和人民陷入更深的苦痛，还是客观上助纣为虐、令暴政维持得更久更稳固？刘瑾专权之下，朝政是因有李东阳而幸，抑或反之？诚一言难尽。连同他们的人品，也无法一概而论。正德三年发生针对刘瑾的“匿名书事件”，刘瑾一口气将三百余名官员投入大狱，是李东阳力救得免。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很多，刘健、谢迁、韩文、刘大夏等一批正派“老干部”以及像杨一清这样的能臣，所以没掉脑袋，或者还能继续在政坛发挥作用，均与李东阳的拯救和保护有关。但既与黑暗同行、做“伴食政治家”，他们无可避免地在自己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污点，被人所诟病与不齿。如李东阳，政变后“八党”鸡犬升天，人人祖上受荫封迁坟，而所有祭文“皆李东阳撰”；刘瑾在朝阳门外创玄真观时，李东阳又为之撰碑文，“极称颂”。——此等作为，在古代士林属最丑之事。不单对刘瑾和“八党”，就是走卒焦芳、张彩之流，李东阳也加以巴结。刘瑾败后，李上疏罪己，内云“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此数语，可作为古今此类政治家所共有的贴切、绝妙之写照。虽然活得很累，也饱受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李东阳立朝五十年而不倒，生前身后都荣显非常，七十岁那年去世，“赠太师，谥文正”。

整个事变，到翌年三月公布“奸党榜”，才算尘埃落定。“奸党榜”的意思相当于后世的“反党集团”。中国自汉、宋两代，政治上有了一种罪名，即所谓“党祸”；过去臣下或黜或诛，只是个人罪名，而“党祸”则开创了用有组织有纲领的所谓“结党营私”的小集团罪名打击某种政见的形式，并且从此成为在政治上处理统治层内部不同政见的主要思路。从明代来看，除了贪污、渎职等行政犯罪，只要涉及政见分歧，基本都被定性为“奸党”。这一思路对后世中国政治影响颇深，一旦发生政治见解的冲突，似乎便非要揪出某某集团方才作罢，而且不如此似乎也就不足以彻底搞倒搞臭政治见解相左者。

正德二年由胜利者宣布的“奸党”名单，共计五十六人。其中，宰相级二人，尚书四人，宦官三人，科道官四十一人，其他部员六人。这些人全部勒令致仕、免职或被发配，其中一些人不同程度地面临死亡威胁却最终化险为夷，只有两名宦官王岳、范亨在解送途中被秘密处死。解读这份名单，清楚地看到政变所带来的政治格局的两大变化。首先是朝廷人事的剧烈动荡；内阁成员三去其二，各部首长六去其四，内廷核心位置易人——可以说国家权力高层发生了一次大清洗、大换血。其次，名单中科道官（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比例之高，逾七成以上，意味着司职监察、纠劾和言论的朝臣是朱厚照及其近倖势力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意味着政治由此转向一个言路不畅、更有利于专制独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