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朱元璋打造的君主极权，铁桶一般，百密无一疏；他自己亦感得意，死前二年颁布《祖训条章》，自云“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开导后世”，“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所创制度“永为不刊之典”，子孙要“世世守之”，“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人到晚年，总想给自己说些盖棺论定的话，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很伟大的人物，他们临死前，通常会设法让人们记住自己这一辈子干过哪些大事、建立了什么伟业。看来，对朱元璋来说，他最想让人们记住的，就是“立法垂后”；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不仅付出最多心血、下了最大工夫，而且干得相当完美；他甚至对自己的成就产生某种迷信，以为有如此完备的体制在，就算后代无能，也可以轻轻松松当皇帝（“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

果真如此么？

独裁者总是自信——不，过度自信——以至于虚妄。就在朱元璋自信之中，危机已经潜生，而他浑然不觉。

最深的危机，竟来自他自身的两重性。

暴君和仁主，一身而二任。既向往仁爱，又加倍以暴政维护其极权。这是他作为皇帝的独特处。很奇怪的，他一面扮演着血腥的、对酷刑着迷的屠夫，一面却延请纯正的儒师，把皇位继承者培养成仁柔之人。阅其史料，对此矛盾每感格格不入、无所适从。

他自己也疑团满腹。当意识到太子朱标性格过于慈善，他曾试图拗矫。有一次，专门叫人将满载尸骨的大车拉到朱标面前，故意刺激他。洪武十三年，儒学大师、身为太子傅的宋濂得罪，朱元璋逮宋濂二子下狱，复传旨御史，准备把宋濂杀头抄家。朱标闻讯，赶到御前泣谏：“臣愚戆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裁其死。”朱元璋怒斥道：“俟汝为天子而宥之！”朱标悲绝无门，竟投金水河自杀，幸被救起。朱元璋听说，哭笑不得地骂道：“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

朱标其实是朱元璋内心矛盾的镜子。是他把朱标教育成这样，这种教育不光见于朱标，也在太孙朱允炆身上延续。

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故，后来朱元璋死时，继承皇位的是朱允炆。朱元璋遗诏宣布这个决定时，特意提到继任人有“仁明孝友”的品质。确实，朱允炆的仁厚比朱标似更胜一筹。父亲死后，三个弟弟尚年幼，朱允炆悉心关爱，日则同食，夜则同眠。朱元璋看了，既感动又欣慰。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即让其“省决奏章”，锻炼考察他的执政能力。年轻的皇太孙立刻显示出与祖父的区别，“于刑狱多所减省……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明史》评价朱允炆“天资仁厚”、“亲贤好学”，说他当皇帝短短四年中的施政“皆惠民之大者”。

似乎，朱元璋以自己，以及对朱标、朱允炆的教育，做着实验，欲证明极权与贤君结合是可能的。他一手打造着可以放手为恶的体制，一手却把太子、太孙培养成仁柔之君，还指望他们驾驭得了这体制，真是异想天开。极权固有之恶，不但无法与贤君兼容，假如有什么贤君，也必为极权之恶所吞噬，几年后，暴虐鸷狠颇得朱元璋衣钵的朱棣，起兵夺权，轻松胜出，情理两然。极权天然是为这种人物预备的。

在通往极权的道路上，朱元璋大开杀戒，无论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惯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等到建文帝——他的仁柔太孙继承大统时，除了一张高高置于金銮殿上的龙床，朱允炆身边竟无英才，要么是方孝孺那样刚正有余、韬略不足的正人君子，要么是李景隆那样的纨绔子弟。当朱棣听到李景隆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兵五十万杀来时，哈哈大笑，说出如下一番评语：“（李景隆）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剋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朱允炆的前敌总司令居然“未尝习兵”！那么，熟知军机的人哪儿去了？都被杀光了！设若蓝玉还在，朱棣还能笑得出来么？可怜朱允炆从小被当做一个贤君培养，一肚皮墨水儿和圣人之道；而在他的对面，那个燕王叔父，反而因为被委以“屏藩帝室”的重任、长年戍边练兵，是个娴于兵马的沙场老手。朱元璋机关算尽，唯独没有算到祸起萧墙之内，借以羽翼皇室的保护网，末了恰恰向他钦定的皇位继承人收紧、收紧，将其扼死其中……

倘若身后有知，朱元璋在孝陵地宫里注视这一切，大概会反省：不该遵循圣王之道来培养朱允炆；不该把以“极权”为内蕴的皇位交给太孙，却又让他仁义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