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秋九月，秦将章邯于定陶(今山东定陶县)击败楚军，项梁兵败丧命。此时，刘邦、项羽仍在攻打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而陈胜旧部吕臣驻守“张楚”旧都陈县(今河南淮阳)，均位于定陶西南边，倘若秦军乘势南下，盱台危矣。

刘邦，项羽为稳定军心，保卫怀王，抵御秦军，急移师东归，并请怀王北上迁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吕臣也觉形势严峻，弃守陈县，投奔怀王，驻军彭城东，与驻彭城西项羽，驻砀郡(今安徽阳砀山)刘邦彼此形成犄角，互为声援。而秦将章邯“已破项梁，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楚正面军事压力暂时消退，怀王开始着手整顿楚国政局，并亲理楚国军政事务，积极策划伐秦灭秦总的战略布置。八月攻入武关(今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九月，赵高杀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子婴杀高，遣兵距峣关(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城南)。刘邦欲击之，张良以为秦兵尚强，未可轻，建议以利收买秦守将。

秦守将降，刘邦欲许之，张良复建议此乃将降，恐其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懈怠而击之。刘邦遂引兵绕峣关，过蒉山，于蓝田(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南击秦军，大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北，秦军复败。

刘邦遂进军霸上(今西安东白鹿原北首)，秦王子婴降，秦亡。闰九月，“怀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即将项羽、吕臣二支军队合并一处由自己直接统帅，怀王开始掌统南方各路反秦义军。

怀王破格提拔宋义为卿子冠军，确立自己亲信掌握兵权，率项羽、范增、英布等将北上救赵。同时发表了着名政治宣言，与诸将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并同意刘邦收集项梁、陈胜余部西行攻秦。但项羽不愿北上救赵，更愿与刘邦西行入关。

怀王认为“项羽为人慓悍，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没有答应项羽要求，而只遣沛公西行攻秦。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初(冬十月)，沛公刘邦“入破咸阳，平秦”。二个月后(冬十二月)，项羽于巨鹿大破秦军主力后拥兵四十万继刘邦入关，“诛秦王子婴，屠杀咸阳”。

拒绝迁都

秦亡，项羽因晚于刘邦入关，故使人还报怀王要求改变先前“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怀王不允。项羽原本就对怀王不肯遣他与沛公俱西入关有所怨恨，此时更为恼怒，怨曰“怀王者，吾家(项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怎么一个人主持约定)

《汉书·高帝纪》”，又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后裔)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项羽)之力也。

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分地称王)《史记·项羽本纪》”。春正月，项羽佯尊怀王为义帝，“实则不用其命”。春二月,项羽仿效旧制,大行分封王侯。

并自立西楚霸王，将义帝都城彭城据为已有，借口“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迫义帝迁都于长沙郡郴县。郴县地处五岭北麓，古为南蛮百越之地，位于湘江干流耒水上游河谷。

战国初期，仍处于“各以邑落自据”的氏族社会，楚人称其为“菻”，意为长满青蒿的地方。战国中期，楚悼王拜吴起为相“南平百越”,“菻”为楚征服,为楚南边陲。楚怀王熊槐时期,方形成一定规模的城邑，故改称为“郴”，(据楚“鄂君启舟节”铭文考证，原篆左从“邑”，右从“廪”之初文的楚篆字是“郴”的通假字，原意引申为“边远之邑”)。

郴城怎比得上彭城繁华。义帝自然不肯移身迁都，仍居彭城。

项羽弑帝

义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夏四月，项羽欲还都彭城。怎肯义帝与其共居一城，故派遣将士迫义帝徙郴，义帝无奈只得出都就道，但左右群臣，依恋故乡，怨声载道，未肯速徙。

项羽大怒，暗令义帝途经之地的三王(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欲将义帝击杀于途中。义帝元年，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冬十月，英布遣将追杀至郴县，将义帝弑于郴城穷泉傍。

郴人怜之，将义帝葬于城邑西南边的后山。

楚汉战争

汉二年(前205年)三月，汉王刘邦统大军东渡黄河直指洛阳，途经新城(今河南商丘)，遇三老董公获知义帝死讯，汉王十分悲痛，令三军发丧，缟素三日。

发檄文布告全国：“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史记·高帝本纪》”。

天下诸侯响应，汉王得各路大军，共计五十六万人，杀奔彭城，讨伐项羽，揭开三年楚汉之争序幕。

公元前202年，刘邦灭项羽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后，遣王陵、周勃、樊哙三侯至郴为义帝发丧。后人建祠庙以祀义帝，并将三侯所过永兴、桂东，咸立三侯祠以祀。

义帝熊心在群雄并起的秦汉之交时期，似乎只是一位伴随着大英雄刘邦、项羽的历史配角，常被人忽略，但只要仔细研究文献记载，我们不难发现，义帝熊心由于历史机遇被推向历史舞台，虽昙花一现，但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他有胆有识，是“天下贤主”，在各个历史时期内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1、楚义军的“共主”。[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夏六月至秋九月，]项梁访熊心扶立为楚怀王，树立了一面反秦义军的旗帜，并为南方各路反秦楚军的“共主”，项梁自号武信君，独掌楚国大权，并任陈婴为上柱国，陪怀王都于远离前线的盱台。

熊心在楚王的位置上，有效的团结了楚国各路反秦力量，并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是反秦势力壮大的重要原因，故苏轼评说：“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2、伐秦灭秦的“统帅”。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闰九月—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冬十月]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秋九月项梁战死后，怀王乘势获取了楚军实际统治权，主持楚国军政事务，并为天下盟主、伐秦灭秦的统帅。

这是怀王政治地位及作用的鼎峰时期。怀王熊心有胆有识、诚信守约，用政上力行道义，扶宽抑暴。故苏轼赞论：“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

独遣沛公入关，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宋义)于稠人之中，而擢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论范增》。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为伐秦主要战争时期，二支楚军捷报频传。随着项羽、刘邦势力壮大，“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怀王实际控制力日趋减少。但怀王作为统帅其伐秦灭秦的功劳是不容忽视的。

3、名义皇帝。[义帝元年(前206年)正月—义帝元年、汉王二年(前205年)冬十月]怀王熊心不惧项羽仍坚持约定，拥兵自重的项羽由于对熊心新恨旧怨，便佯尊熊心为义帝。

“义”即为“假”，义帝虽为中国历史上继始皇、二世之后的第三位皇帝，但只是各诸侯王之上的名义皇帝。此时，义帝除皇帝的名号仍具有较强道义影响力外，已无任何实际权力，仅为各诸侯争斗的利用工具。

项羽深知自己与义帝已存芥蒂，不能也不肯挟义帝以令诸侯，但也惧怕义帝被他人利用，故迫义帝徙郴，使其居边陲之地，远离政治中心，以削弱其影响力，当义帝及随臣“稍倍叛之”，或者存在像苏轼分析的“非羽弑帝，则帝杀羽”的忧虑，项羽便采取下策，弑杀义帝于郴，丧失道义，失去了民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楚汉战争的结局。

故司马迁于《史记·项羽本纪》中评道：“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

历代持此观点者大有人在。

宋李涂认为：项氏“立义帝以后，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一日衰飒一日”《文章精义》。

苏轼也曾评道：“项羽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

清李晚芳在《读史管见》中评述：“羽由微而盛， 由盛而亡，中以义帝为关”。

清末民初史学家蔡东藩一针见血的评论：“自羽弑义帝，为天下所不容，而汉乃得起而乘之”。

历史上为其写的诗作，流传下来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