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很有历史的一条大街，很有悠长岁月的一条胡同，很有人情味的一个四合院。

这就是我和安共同度过童年和大半个少年时代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值得记忆的东西，也有很多能见证我们成长的东西。

“江南哥哥，加我一个吧。”安小时侯总是这样乞求我，让我很有点自豪的味道。现在想来，那时可能就已经被他的柔弱征服了。那时的他很瘦，头发又黄，大家都叫他“毛猴”我可能也这么叫过他，可他说不记得了。住在四合院的男孩子们，要么比我大好几岁，他们不和我们这帮孩子玩。

要么比我小，只有一个和我同年的男孩，还没我块儿大（小时侯我还是很壮的），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小团体的孩子王。

他们几乎都听我的，包括小我两岁的安，虽然我一点都不霸道。现在想想，真不知他们怕我一个不足1米8，不到120斤的人道理何在。那时，我们男孩经常玩一些“警察抓小偷”、“坦克大战”之类需要一定“体力”和“速度”的游戏，安的样子显然没有人愿意加他，我也只有在人手不够的时候才开恩。然后看着安高兴得直跳。他真的是一个极易满足的孩子，我一直这么认为。但尽管如此，更多的时候，他是和女孩子在一起玩“过家家”、“捉迷藏”

之类的东西。然后就经常看见几个死丫头让他干这干那，象使唤佣人那样。我对她们的讨厌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但我当时也有点对安生气，因为他总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让人说他是“病秧子”记得一次，玩“骑马打仗”因为是我提议要玩，又没有人愿意和安搭档，只好我来。安个子小，背我是绝没可能的，所以，只好我当那个卖苦力的。

他很轻，在我的背上很老实，所以我们成了牺牲品。那次我很生气，好胜的性格，加上碍于面子，我狠狠地说了安。

具体说了什么不记得了，但好象是骂他软弱无能，他头一次被我说哭了，一个劲儿地抽肩。我怕被我妈看见会数落我，只好又劝他，弄得最后我袖口上都是他的鼻涕和眼泪。

这件事后来也成了安说我凶狠的把柄。从我记事起，安就没有爸爸。后来懂事了，大人们说在安不满一周岁的时候，他那本就有严重哮喘的爸爸没熬过那年冬天。

除了四合院中那两间半西房，什么也没给他们娘儿仨留下。安的姐姐平心当时也才有8岁，所以郭姨（安的妈妈）不好再改嫁，也就一直这么过着。安刚生下来就很瘦小，他妈希望他平平安安，所以就叫平安。小院里有四户人家，和气得很。

张家爷爷、奶奶是一对退休的老干部，在小院里算富裕户。两个儿子各自都有了家庭，有时候半年都不回来看老两口一次。所以他们挺疼院里几个孩子的，尤其是安和他姐姐，有点什么吃的都惦记他们。

我还记得安敲我家玻璃，等我出去时偷偷摸摸从兜里掏出几个荔枝，说是张奶奶给的，没几个，不能让人知道。在我们小时侯，荔枝在北京可是很少见的，虽然已经有点不新鲜，我还是吃得很珍惜。

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他说，等我挣钱了，我一定给他买荔枝吃。他笑的那叫一个甜，好象都吃到我送进他嘴里的荔枝似的。

但很遗憾，最后还是他先比我挣钱，先给我买荔枝。记忆里安和他姐姐的衣服都是人家给的，有的是别人穿不了的，有的是不喜欢的，反正都不怎么新了。

我就给过安好几条裤子，那时他比我矮，所以老是挽起一大块。直到平心进了中学，才穿上了新衣服…校服。至于安，他幸运得多，上小学时就有“校服制度”了。郭姨开始是没有工作的，后来丈夫去世了，才进了丈夫的厂，和我妈一起成了纺一厂的工人。纺织厂的工作特累，我妈每天回来做完饭连碗都懒得刷，可郭姨还要在一里地以外的小吃街上支煎饼摊。

那时，平心刚上中学，安刚上一年级，全家的开销都靠她一个人了。小学校离我们胡同只有两条马路之隔，所以一般上学放学我和安都一起，不用大人接送。

当时院里可没有热水器之类的东西，所以都去大澡堂子。安小的时候，坐在家里的大盆里洗，后来随郭姨和平心去女澡堂子。每次看见他又提着东西跟在平心后面时，我就羞他，然后老妈会在我屁股上狠狠拧上一把，这时安就偷笑。

后来，安长大了，不能再明目张胆地出入女澡堂了，所以我和老爸去洗澡就叫上他。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和安一起洗澡的情景。那是春节前，大概在他7、8岁的时候，比我矮了将近一头。

他的身子躲在厚厚的棉衣里时看不出有多瘦，等到我们赤身相对时，才觉得他瘦得离谱，看得叫人心寒。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应该好好照顾他，不为别的，就因为我比他大，就因为他叫我“江南哥哥”就因为他没有爸爸。那天回家，就听我爸和我妈说：“平安这孩子太瘦了。”

“能不瘦吗？你看看小郭，半年都不炖回肉，那孩子正长身体呢，看着还真是怪可怜的。”当夜，我就决定了，我要照顾他不能光说不练，必须要以实际行动证明。

第二天一早，我就揣了两个大包子给安（那是我妈让我吃的，我吃了一个，骗我妈说都吃了，我想当时她一定在纳闷我怎么吃得这么快）。安看见我从兜里掏出的包子觉得很奇怪，也不伸手接。我问他干嘛不接，他说他吃了饭了。

“吃什么了？”我问他，他没话了。我就知道他总不吃早饭的，因为郭姨早上要去卖煎饼，即使给他做早饭，也是不放鸡蛋的一个大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