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我正要搬出公寓，凯茜却叫住了我，用僵硬的动作给了我一个拥抱。我还以为她打算不再撵我走，结果她把一张打印的字条塞进我的手心，算是白纸黑字把我扫地出门，驱逐令上还写明了限我搬离的日期。凯茜不敢正视我的眼神。我为她难过，真的，但我更为自己难过。她对我凄然一笑，说道：“我真不愿意逼你，瑞秋，真的。”整件事尴尬极了。当时我们站在走廊里（尽管我已经费尽全力去打扫，走廊闻起来却依然隐隐让人作呕），我有点儿想哭，但又不愿意让凯茜难过，于是只爽朗地笑笑，说：“不要紧，一点儿也不要紧。”仿佛她刚刚不过是求我帮个小忙。等到上了火车，我的眼泪一涌而出。我才不在乎有没有人看见：在旁人看来，也许我的小狗刚被汽车撞了呢；也许我刚被查出患有绝症呢；也有可能，我是个无法生育、离过婚、马上就要无家可归的酒鬼呢。

回头想想，真是荒唐。我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我不知道自己何时坠入了深渊，又可以在何时扭转乾坤。是哪一步走错了呢？并非与汤姆相遇之时，当初是他领我走出父亲去世带来的伤痛；并非我们结为夫妻之时，七年前我与汤姆在五月一个寒风飕飕的日子结婚，当时的我们如在云端，当时的我春风得意，无须为金钱烦心；并非我们搬到23号之时，我可没有想到自己在二十六岁的青春年华就能住上那么宽敞、那么可心的爱巢。刚搬进23号房的景象仍历历在目：我赤着脚四下走动，感受着脚下暖暖的木地板，欣赏着空荡荡的屋子。汤姆和我制订了种种计划：要在花园里种些什么，墙上挂些什么，备用间刷成什么颜色——早在那时，我心里就已经把那间房当作婴儿室了。

也许正是那时，也许那便是事情急转直下的一刻。从那时起，在我眼中，我们已不再是一对情侣，而是一个家庭；从那时起，我的心已不再满足于二人世界。难道是从那时起，汤姆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神色恰恰跟我一样失望吗？毕竟他曾经为我做出牺牲，为了跟我在一起做出牺牲，我却让他认定：尽管有了他，我的心却依然填不满。

一路抽抽嗒嗒到了诺斯科特站，我才打起精神擦干眼泪，在凯茜轰我出门的驱逐令背面列了一串待办事项：

<small>霍本图书馆</small>

<small>给妈妈发电邮</small>

<small>给马丁发电邮要介绍信？？？</small>

<small>查查位于伦敦市中心或阿什伯里的匿名戒酒互助会</small>

<small>把工作的事情告诉凯茜？</small>

火车在信号灯前停下了，我抬头望见杰森站在露台上，垂下眼睛俯瞰着铁轨。他仿佛正直直地盯着我，顿时有种诡异之极的错觉：他曾经这样直直地盯着我，他似乎真的看见我了。我想象着他对我露出微笑；但不知怎的，我的心里却隐隐发毛。

他扭过头，火车又开动了。

晚上我坐在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急诊室里。

刚才横穿格雷律师学院路时，我被出租车撞了。对了，当时我半点儿也没醉，不过有些失魂落魄，几乎算是战战兢兢吧。眼下一位英俊非凡的实习医生正在缝合我右眼上方那道一英寸长的伤口；扫兴的是，这位医生为人生硬，颇有些公事公办的派头。快要缝合完毕时，实习医生发现了我头上的肿块。

“是旧伤。”我告诉他。

“看上去没过多久。”他说。

“嗯，反正不是今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