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胡扯了半个多小时，火车就到站了。成都的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北站依然喧嚣杂乱，出站口挤满了人，像洪水过后的蚂蚁，互相撕咬着、拉扯着，瘸腿断手地爬进这个危险的城市，在每一条小巷、每一栋房子里挖坑、刨土，然后跳进去将自己深深掩埋，永远不得重生。

我坚持要把两个姑娘送回家，她们说不用客气，我板起脸，向她们讲解社会的险恶：“到处都是坏人，我怎么放心你们自己回家？”然后批评她们的错误：“你们长成这样子，给社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咹？上万头色狼都盯着呢。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我怎么能看着犯罪率上升无动于衷？”她们都笑，说就你最像色狼，还说别人。

这年头的姑娘们都喜欢坏男人，只要嘴皮子灵便，再加上点不要脸的革命精神，一般的家庭妇女都能生擒。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不能把自己说得太好，人都有逆反心理，你越说自己是个坏蛋，她就越关注你的优点。李良在这方面总是不开窍，他身体的检查结果没出来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想跟我学着泡妞，我带他走遍了成都市的大小酒巴，我每次都小有斩获，他却总是空手而回。我详细地分析了我们的战略战术，发现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是个色狼，他却总是跟人讲人生、讲理想，甚至讲共产主义道德。李良啊。

李良没死。他回学校去了。我刚离开成都，就接到了他的电话，那时车上正在放《阿郎的故事》，周润发翻滚倒地，张艾嘉和他儿子在场外失声痛哭，在跌跌撞撞的头盔下，看见发哥异常平静的眼神，诉说无尽忧伤，“那悲歌总会在梦里清醒，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旁边一个胡子拉茬的家伙哭得泣不成声，我心里跳了跳，对李良说：“你妈的，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李良轻轻地笑了一声，说这么多年了，最让我留恋的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光。

毕业前李良在文学社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情感家园》，有一些段落我至今都能背诵：

“图书馆总是借不到你想要的书，寝室里总是有股汗脚味，老大的墙上糊着张曼玉，胸前用钢笔画了两个圈，这是他理想中的爱人；陈重的书架上放着一把大刀，也许有一天他会杀人；王林肚皮上有块恶心的胎记，他说长这种胎记的人都当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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