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大起波澜，孔子故里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之中。
自孔子离世，儒家的政治主张一直未能得以伸展。孟子之后，这个学派似乎已经筋疲力尽，奔走仕途矢志复辟的精神大大衰减，渐渐地专务于治学授徒了。不期然，这种无奈的收敛，却使儒家意外地发展为天下最为蓬勃的学派，各郡皆有儒家名士之私学，堪称弟子遍布天下。与此同时，孔氏一门稳定传承繁衍颇盛，至秦一天下，孔门已经传到了第九代。这一传承的嫡系脉络是：孑乙子、孔鲤（伯鱼）、孔伋（子思）、孔白（子上）、孔求（子家）、孔箕（子京）、孔穿（子高）、子慎、孑乙鲋（子舆）。
九代之中，除第八代子慎做过几年末期魏国的丞相，其余尽皆治学。
秦一天下之后，帝国一力推行新政创制，大肆搜求各方人才。举凡六国旧官吏之清廉能事者，尽皆留用；举凡天下学派名士，各郡县官署都奉命着力搜求，而后直接送人咸阳博士学宫。在此大势之下，嬴政皇帝与帝国重臣们在开始时期的见识是一致的：四海归一，当以兴盛太平文明为主旨，尽可能少地以政见取人。也就是说，搜求人才不再如同战国大争之世那般以治国理念为最重要标准，允许将不同治国理念的学派一起纳入帝国海洋。当然，这里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标尺：必须拥戴帝国新政。基于此等转变，嬴政皇帝与李斯等一班重臣会商，决意以对待儒家为楷模，向天下彰显帝国新政的纳才之道。
举凡天下皆知，秦儒疏离，秦儒相轻，其来有自也。孔子西行不入秦，后来的儒家名士也极少入秦，即或是游历列国，儒家之士也极少涉足秦国。其间根源虽然很难归结为单一原因，然儒家蔑视秦人秦风，认秦为愚昧夷狄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说，在秦孝公之前，秦人对儒家的这种蔑视是无奈的。而自孝公商鞅变法崛起，秦国自觉地搜求经世人才，对主张复辟与仁政的儒家，是打心眼里蔑视的。战国百余年，山东士子大量流入秦国，儒家之士依然寥寥无几。不能不说，这种其来有自的相互蔑视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而秦帝国一旦能敬儒而用，则无疑是海纳百川的最好证明。嬴政皇帝曾经笑叹云：“朕愿为燕昭王筑黄金台，但愿儒家亦有郭隗之明睿也！”如此这般，这个近百年几为天下遗忘的曾经的显学流派，被嬴政皇帝的诏书隆重而显赫地推上了帝国政坛：孔鲋被皇帝任命为几比旧时诸侯的高爵——文通君，官拜少傅，统领天下文学之士。秦及其之后的两汉，所谓文学之士，是诸般治学流派的泛称；统领文学之士，便是事实上的天下学派领袖。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一幕。秦帝国在历史上第一个将备受冷落的儒家学派推上了学派领袖的位置，这个学派却并没有投桃报李，而是旧病复发一意孤行，获罪致伤之后更是矢志复仇，以至于千秋万代地对秦政鞭尸叱骂，绝无一丝中庸之心。
却说这个孔鲋，那日匆匆逃出咸阳，急慌慌回到了故里，立即召来胞弟子襄紧急会商。孔鲋将大朝欲将焚书的事情一说，精明干练的子襄立即有了对策——藏书为上。孔鲋秉承了儒家的书生传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实际事物最是懵懂，但遇实事操持，都是这位精明能事不大读书的弟弟做主。是故，子襄一应，孔鲋立即瘫在了榻上放心了。后来，孔鲋投靠了陈胜反秦军，莫名其妙死于陈下之地；其时正是这子襄继承了孔门嫡系，延续了孔门血脉，后来先做了西汉的博士，又做了长沙太守。
子襄吩咐一个女仆照应兄长，立即出来撞响了茅亭钟室里的大铜钟。钟声急促荡开，庄院外读书的弟子们纷纷从松柏林中走出，匆匆奔庄院而来。未几，百余名弟子聚齐到大庭院中。子襄站在正厅前的石阶上神色激昂地高声道：“诸位弟子们，秦皇帝要焚尽天下典籍，儒家灾劫即将来临！我等要将全数典籍藏匿起来，书房只摆医农卜筮之书。若孔门儒家有灭族之祸，任何人不得泄漏藏书之地！无论谁活下来，都要暗中守护藏书，直到圣王出世征求。若有胆怯背叛儒家者，任何时日，儒家子弟均可鸣鼓而攻之！明白么？”
“明白！”弟子们虽然惊愕万分，还是激昂地呼喊了一声。
“好！分成两班，一班整理书籍，一班做石条夹壁墙。立即动手！”
弟子们口中答应着，事实上却慌乱一团。盖儒家崇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绝不像墨家那般以自立生存为艺业根本。除了赶车，儒家士子对农耕工匠商旅诸般生计事十有八九不通，比孔子时期的立身教习尚且差了一截。今日骤逢实际操持，顿时乱了阵脚，既不知夹壁墙该如何修法，更不知石条该到何处倒腾。不甚读书的子襄这才恍然大悟，骤然明白了哥哥的这班弟子的致命病症。于是子襄二话不说，立即走下石阶开始铺排：一边先点出了二十名弟子去整理简册，一边教弟子们一一自报自家是力气大还是心思巧。片刻报完，子襄便高声喝令，力气大的站左，心思巧的站右；而后子襄召来六名府中工匠，两名石工领着力气大的一队弟子去寻觅石条，四名营造工领着一队心思巧的弟子筹划夹壁墙。匆匆铺排完毕，子襄便亲自各处督导，开始了万般忙乱的秘密藏书。
忙碌月余，好容易将典籍藏完，焚书的事却似乎没有了动静。非但没有郡县吏上门搜书，连这个赫赫文通君逃亡的事也没人来问。子襄心下大是疑惑，以秦政迅捷功效，竟能有月余时间藏书，原本便不可思议；更兼兄长拜爵文通君，几与那些功臣列侯等同，这个虎狼皇帝能丢在脑后不闻不问？问及兄长，孔鲋却是无论如何说不出个清楚道理。精明的子襄一时倒没了主张，不知道究竟是逃走好，还是守护在故里好。如此万般疑惑万般紧张，不时有各郡县传来缴书焚书消息，偏偏孔府却是一无动静。煎熬之间，眼看北风大起冬雪飘飞河水解冻惊蛰再临，还是没有人理睬这方儒家鼻祖之地。一时间，孔鲋反倒有些落寞失悔起来，早知皇帝没有将儒家放在心上，何须跟着那班勾通六国贵族的儒家博士起哄？自先祖孔子以来，孔门九代，哪一代拜过君爵？居君侯之高爵宁不珍惜，以致又陷冷落萧疏之境地，报应矣！
然在孔鲋长吁短叹之时，子襄却蓦然警觉起来，对这位文通君大哥道：“为弟反复思忖，此事绝不会无疾而终。以嬴政之虎狼机心，安知不是以孔门儒家为饵，欲钓大鱼？”
“大鱼？甚是大鱼？”孔鲋很有些迷惘。
“大哥可曾与六国世族来往？”
“识得几人，无甚来往。”
“这便好。但愿真正无事也。”
便在这忧心忡忡惶惶不安之时，孔府来了两位神秘人物。
当子襄从庄外将这两个人物领进已经没有书的书房时，孔鲋惊愕得嘴都合不拢了。手忙脚乱地揉了几次眼睛，才一拱手勉力笑道：“两位远来，敢请入座。”两人却也奇怪，只淡淡地笑看着孔鲋，良久却一句话不说。孔鲋见子襄直直地伫立着不走，这才恍然道：“老夫惭愧，忙乱无智了。这是舍弟子襄。子襄，这位是魏公子陈余，这位是儒门博士卢生……”子襄当即一拱手道：“公子、先生见谅，时势非常，我兄多有迂阔，在下不得不与闻三位会晤。”年青的陈余朗声笑道：“久闻孔门仲公子才具过人，果名不虚传也！我等与仲公子岂有背人之密，敢请仲公子入座。”如此一说，子襄倒有些失悔言辞激烈，立即一脸笑意地吩咐上酒为两位大宾洗尘。片刻酒食周到，小宴密谈便随着觥筹交错流转开来。
卢生先行叙说了孔鲋离开咸阳后的种种事端，说到自己谋划未果而终致四百余儒生下狱，一时涕泪唏嘘。孔鲋听得心惊肉跳，第一个闪念便是如此相互攀扯，大祸会否降临到孔门？子襄机警，当即问道：“先生既与侯生共谋，又一起逃秦，如何那位先生不曾同行？”卢生愤愤然道：“虎狼无道也！我等逃出函谷关，堪堪进入逢泽，却被三川郡尉捕卒③死盯上也！情急之下，老夫只有与侯生分道逃亡。侯生奔了楚地项氏，老夫奔了魏国公子。”子襄又道：“先生既被缉拿，何敢踏人孔府是非之地？”卢生冷冷一笑道：“谁云孔府乃是非之地？天下焚书正烈，咸阳儒案正深，孔府却静谧如同仙境，岂非皇帝对文通君青眼有加耶？”子襄淡淡道：“先生无须讥讽也。飓风将至，草木无声。安知如此静谧不是大祸临头之兆耶？”一直没说话的陈余摇摇手道：“先生与仲公子毋得误会。时势剧变，当须同心也！我等今来，其实正是卢兄动议。卢兄护儒之心，上天可鉴！”于是，陈余当即将卢生身世真相与其后演变叙说了一番，孔氏兄弟竟听得良久回不过神来。
“卢兄原来真儒也！老夫失察，尚请见谅。”孔鲋深深一躬。
“先生有勾践复国之志，佩服！”子襄也豪爽拱手，衷心认同了这位老儒。
“儒家大难将至，圣人传承务须延续。”卢生分外地肃穆。
“先生之论，孔门真有大难将至？”孔鲋为卢生的神色震惊了。
陈余道：“秦灭先王典籍，而孔府为典籍之主，岂能不危矣！”
“先王之典，我已藏之。老夫等他来搜，搜不出，还能有患么？”
“文通君何其迂阔也！孔府无书，自成反证。君竟不觉，诚可笑也！”
“大哥，公子言之有理。孔门得预备脱身。”子襄立即警觉起来。
“走……”孔鲋本无主见，事急则更见迟疑。
“那，弟子们无书可读，教他们各自回家罢了！”孔鲋长叹一声。
卢生连连摇手：“差矣！差矣！儒家之贵，正在儒生也！”
“百人无事可做，徒然招惹风声，老夫何安也！”
“文通君短视也！”卢生连连叩案，“而今天下典籍几被烧尽，大多儒生又遭下狱。天下学派凋零，唯余儒家孔门主干尚在，若干儒家博士尚在，此情此景，岂非上天之意哉！设想天下一旦有变，圣王复出，必兴文明。其时，儒家之士与孔门所藏之典籍，岂非凤毛麟角哉！……其时也，儒家弟子数百，人人满腹诗书，将是一支何等可观之文明力量也！”
“先生言之有理！”子襄奋然道，“那时，儒家将是真正的天下显学！”
“可，逃往何处也……”孔鲋又皱起了眉头。
“文通君毋忧，此事有我与卢兄一力承当！”陈余慷慨拍案。
终于，孔鲋拿定了主意，吩咐子襄立即着手筹划。四人的约定是：三日准备，第三日夜离开孔府，向中原的嵩阳河谷迁徙。卢生说，嵩阳是公尹陈余祖上的封地，他多年前在嵩阳大山建造了一处秘密洞窟，两百余人衣食起居不是难事。子襄原本有谋划好的逃亡去向，今日一闻陈余卢生所说，立即明白了六国老世族秘密力量的强大，二话没说便答应了。
当夜，子襄正在忙碌派遣各方事务，孔鲋却又忧心忡忡地来了。孔鲋对子襄说：“这个陈余小视不得，与另一个贵族公子张耳是刎颈之交，听说与韩国公子张良及楚国公子项梁等都是死命效力复辟的人物，孔门与他等绑在一起，究竟是吉还是凶？他能想到逃出咸阳，也是这陈余潜入咸阳秘密说动的。这班人能事归能事，可扛得住虎狼秦政么？”子襄正在风风火火忙碌，闻言哭笑不得道：“大哥且先歇息，忙完事我立即来会商。”
四更时分，子襄走进了孔鲋寝室。孔鲋在黑暗中立即翻身离榻，将子襄拉进了一间密不透风的石屋，也不点蜡烛，便黑对黑地喁喁而语了。子襄说：“目下时势使然，不得不借助六国老世族，虽则冒险，却也值得赌博一次。”孔鲋连连摇头说：“大政不是博戏，岂能如此轻率？”子襄却说：“得看大势的另一面，秦政如此激切，生变的可能性极大。且秦政轻儒，业已开始整治儒家，孔门追随秦政至多落得个不死，而融进六国复辟势力，则伸展极大。”
“六国贵族要成事，最终离不开儒家名士！”子襄一句评判，接着又道，“大哥且想：六国贵族要复辟，必以恢复诸侯旧制王道仁政为主张！否则，便没有号召天下之大旗。而在复辟、复礼、复古、仁政诸方面，天下何家能有儒家之深彻？六国贵族相助儒家，原本便是看准了这一根本！是故，他等要复辟，必以儒家，必以孔门为同道之盟！孔门有百余名儒生，何愁六国贵族不敬我用我？”
“孔门九代以治学为业，堕入复辟泥潭……”
“大哥差矣！”子襄慷慨打断，“九代治学，孔门甘心么？自先祖孔子以来，孔门儒家哪一代不是为求做官而孜孜不倦？学而优则仕，先祖大训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先祖大志也。复辟先王旧制，原是儒家本心，何言自堕泥潭哉！儒家本是为政之学，离开大政，儒家没有生命！秦皇帝摒弃儒家，不等于天道摒弃儒家。与六国贵族联手，正是儒家反对霸道而自立于天下的基石！”
“子襄，你想得如此明白？”孔鲋盯着弟弟惊讶了。
“大哥不要犹疑了。”
“兄弟不知，我是越来越觉得儒家无用了……”
“大哥何出此言也！”子襄笑道，“便以目下论，儒家也比六国老世族有大用。他等被四海追捕，朝夕不保，只能秘密活动于暗处。我儒家则是天下正大学派，公然自立于天下，连皇帝也拜我儒家统掌天下文学。儒家敢做敢说者，正是他等想做想说者。他等不助儒家，何以为自家复辟大业正名！大哥说，儒家无用么？”
“有道理也！”孔鲋点头赞叹，“无怪老父亲说襄弟有王佐之才也！”
一番密谈，儒家鼻祖的孔门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断：脱离秦政，逃往嵩阳隐居，与六国老世族复辟势力结盟，等待天下生变。孔鲋心意一决，情绪立即见好。子襄忙于部署逃亡，孔鲋便与陈余卢生不断地饮酒密谈。临走前的深夜密谈中，卢生陈余向这位大秦文通君说出了又一个惊人的秘密：在“亡秦者胡也”之后，他们将谋划一次更为震惊天下的刻石预言！孔鲋忙问究竟，卢生压低声音道：“文通君且想，始皇帝若死，天下如何？”孔鲋思忖片刻道：“诸侯制复之？”陈余笑道：“太白太白，那不是预言。预言之妙，在似懂非懂之间也。”孔鲋恍然，闷头思忖良久，突然拍案道：“地分！始皇帝死而地分！”
“文通君终开窍也！”陈余卢生同声大笑。
“如此预言常出，也是一策。”孔鲋为自己从未有过的洞察高兴起来。
“说得好！”卢生笑道，“年年出预言，搅得虎狼皇帝心神不安！”
“此兵家乱心之术也！”陈余拍案。
“甚好甚好。”孔鲋第一次矜持了。
“再来一则。”子襄一步进门神秘地笑道，“今年祖龙死。”
“妙！彩！”举座大笑喝彩。
不料，第三日夜里诸事齐备，孔门儒生正在家庙最后拜别先祖时，充作斥候的两名儒生跌跌撞撞跑来禀报说，有大队骑士正朝孔府开来，因由不明。孔府人众顿时恐慌起来。
却说自焚书令颁行之后，薛郡郡守连番向总掌文事的奉常府上书，禀报本郡孔里的种种异动迹象，请命定夺处置之法。老奉常胡毋敬历来谨慎敬事，每次得报都立即呈报皇城，并于次日卯时进皇械书房领取皇帝批示。对于文通君孔鲋已经逃回故里，然未见举族再逃迹象的消息，嬴政皇帝非但没有震怒，似乎还颇感欣慰地对胡毋敬道：“孔鲋以高爵之臣不告私逃，依法，本该缉拿问罪。念儒家数代专心治学，更不知法治为何物，只要孔鲋逃国不逃乡，终归是大秦臣民，任他去了。”对于孔府修筑石夹壁墙藏书，而未向郡县官署上缴任何典籍的消息，嬴政皇帝也淡淡笑道：“还是那句话，只要孔鲋仍在故里，任他去了。”胡毋敬大觉疑惑，思忖良久，终归恍然，一拱手道：“自此之后，焚书令与孔里之事，老臣不再奏闯陛下，尽知如何处置了。”嬴政皇帝破例一笑，没有说话。
胡毋敬明白者何？盖当初李斯将惊蛰大朝之议，以奏章形式正式呈报后，嬴政皇帝的朱批是：“制日：可。”当初，帝国群臣正在愤激之时，谁也没有仔细体察其中况味。胡毋敬则总觉焚书令雷声大雨点小，心下多有疑惑然也未曾深思，今日皇帝对孔府藏书如此淡漠，实则默认了孔府藏书之事实，胡毋敬认真追思，方才恍然明白：皇帝一开始便对焚书采取了松弛势态，“制日”的批示形式，已经蕴含了这种有可能的缓和。
帝国创制时，典章明白规定：命为“制”，令为“诏”。命的本意，是诸侯会盟约定的条文或说辞；令的本意，则是必须执行的法令。由此出发，“制”与“诏”作为皇帝批文的两种形式，其间也有区别：制，相对缓和而有弹性，其实质含义是“可以这样做”；诏，则是明确清楚的命令，其实质含义是“必须这样做”。到嬴政皇帝时期，秦政已经非常成熟，在百余年中所锤炼出的极其丰厚的大政底蕴，对繁剧国事的处置之法，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天下大事如此之多，君王未必总是以命令方式行事，其间必然有许许多多需要谨慎把握的程度区别。所谓“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君王言论如丝般细小，传之天下则会剧烈扩大——说的便是君王政令的谨慎性。唯其如此，帝国创制之时，特意将皇帝的批示形式分作了两种：“制”为松缓性批示，实施官员有酌情办理之弹性；“诏”为强制性批示，实施官员必须照办。事实上，这是中国古代最高文告形式的独特创新。《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云：“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说的正是这种君王文告的创制。嬴政皇帝对李斯的焚书奏章以“制日”批示——可以这样做，而不是以“诏日”批示——必须这样做。
其间分野，自有一番苦心。
然则，卢生侯生逃亡，进而儒案爆发，嬴政皇帝变了。
变之根由，在于由此而引发的两件事：一则，涉案儒生多有举发，言文通君孔鲋主事学宫期间，与六国老世族多有勾连，多次参与六国世族公子宴会论学，曾邀诸多儒生与宴，席间每每大谈诸侯制；二则，薛郡急报，孔府故里多日异常，似有举族逃乡之象。对于儒生举发，嬴政皇帝虽则不悦，却也没有如何看重，只淡淡一句道：“其时尚未有惊蛰大朝，此等书生议论，说便说了。”然自薛郡急报之后，嬴政皇帝却显然有些愤怒了——这孔鲋还能当真没有了法度？擅自逃国，对朕一句话没有！
如今又要擅自逃乡，不做大秦臣民了？纵然如此，嬴政皇帝也还是没有大动干戈，只吩咐御史大夫冯劫派出干员到薛郡督导查勘，并未生出缉拿孔鲋之意。然则未过多日，冯劫派出的御史丞发来快马密报：两名乔装成商旅的人物进入了孔府，其中一人是逃亡的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