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戚继光为了应对此起披伏的治安战，搞得焦头烂额时。7月5日，美洲总督，辽王朱载祺亲率大明美洲舰队240艘战舰前来增援，他这次带来三万装备了正德快枪印第安火枪雇佣兵，很快，这三万火枪兵就在大明军官带领下，开始在占领区进行治安战。
这些印第安人可没有大明军队的觉悟高，没有不杀老百姓的传统，既然你们全民皆兵，那印第安人叫全民当兵打，他们本来就恨白种人。因此，这些印第安人所过之处，除了女人，真的可以称得上寸草不生，绝对的三光政策，一时间，整个英格兰只要听到印第安军队来了，就闻风丧胆，抛弃家园远远的逃跑了。
为了防止法兰西人干预，朱载祺当即立断。7月20日，朱载旗从美洲舰队和大明远征舰队调出一部分军舰，在他的亲自率领下，封锁了海峡对岸的法兰西土伦港，炮击那些已经集结的法兰西舰队，摧毁三十多艘法兰西战舰，7月21日，大明箭队再次炮击法兰西最重要的沿海城市马赛。法国国王赶紧派人来求和，表示绝对不干预大明帝国与英格兰王国的战争。
搞定了法兰西以后， 8月16日，大明舰队再次进入泰晤士河，再次进攻伦敦。这是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大明炮兵的掩护下，一万五千多名印第安战士从倒塌的城墙入口处攻入伦敦城，与守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
由于伦敦城中地形复杂，加上守军有当地民众的支持。印第安雇佣军死伤惨重，这也惹毛了这些带队的印第安酋长，顿时杀心大起。于是印第安人开始大开杀戒，逢人就杀，几乎杀红了眼。据后来统计，在这场无差别的屠杀中，伦敦有将近三万多人被杀，要不是大明军队阻止，恐怕死的人更多。史称“816伦敦大屠杀”。
因此，英格兰人最恨的就是印第安人，以至于百年后，美洲大陆上的三十几个独立的印第安国家一直和英格兰是死敌。由于有大明帝国的撑腰，这些地处大西洋沿岸的印第安国家一直就和欧洲不对付，成为了大明帝国的天然屏障。
大明帝国也非常的狡猾，他们虽然占领美洲大部分的地方，但是也给印第安人留下了生存的空间，还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主要就是大西洋沿岸。大明帝国不仅武装印第安人，还支持他们在加勒比海、大西洋沿岸建设自己独立的国家。由于有了大明帝国的支持，从16世纪开始，印第安人与欧洲各国殖民者展开了两百多年的斗争，自始至终不落下风，除了英格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欧洲其他国家伸向美洲的手都被大明斩断。
后来欧洲人为了获得资源，只能够向非洲进军，然而在非洲他们也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因为这些黑叔叔们，也开始用上了大明外销版的武器，跟欧洲军队作战时虽然占不到便宜，也没有原时空那么惨了。这也是欧洲一直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言归正传，“816伦敦大屠杀”震惊了整个英伦三岛。威尔士和爱尔兰立刻宣布中立，伊丽莎白走投无路只好宣布战败，向大明帝国称臣纳贡。1564年9月11日，中英签订《中英伦敦条约》。《中英伦敦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主要内容是：
1英格兰向大明帝国称臣，大明公使常驻伦敦；
2英格兰所有的港口对大明开放；
3大明得以入内地办学的权利；
4大明商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
5明国商船可在英国这条内河口岸往来；
6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7对明赔款银四百万银元。
1564年9月8日，英格兰王国与大明帝国在”新号”军舰上签订的《中英军事同盟条约》，此条约不仅构成规定英格兰王国从属大明帝国的法律依据，而且使大明帝国可以在英格兰几乎无限制地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
从此以后，英格兰王国就如同后世日本和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系一样，成为了大明帝国干预欧洲局势的桥头堡之一。不过，因为有了同盟关系，大批的明国商人在英格兰开办工厂，直接向欧洲市场销售。英格兰王国反而因祸得福很快就发展起来，成为了欧洲地区比较富裕的国家。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搞笑的玩笑。
……
1566年9月5日，苏莱曼大帝去世。这消息传到西方的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人们虔诚地希望，新苏丹或许会更容易顺从劝导、不像前任苏丹那样好战，就好像开战与否取决于苏丹的个人选择似的。甚至连戎马三十年的穆罕默德二世最初登基时也被欧洲人认为是乳臭未干、不构成威胁。
塞利姆二世于1566年9月登基的时候，欧洲人总体上已经摈弃了这样的观念：统治者的更迭必然意味着新的战争。苏莱曼大帝在临死前选择储君的残酷过程中，新苏丹的更有才干的兄弟们已经死去或者被处决，只有他一个人幸存下来。
此时，没有人对塞利姆二世有很高的评价。他相貌平平，生性懒惰，与军队的关系也不好。近卫军称他为“公牛”。据说他嗜酒如命。外国使节发回了充满负面评价的报告：“塞利姆二世生性暴躁嗜血，沉溺于各种肉体享乐中，尤其酷爱饮酒。”但到16世纪中叶，欧洲人已经理解，君主的个人秉性和国家大事几乎没有关系。
但没有人知道，征服的宏图霸业对苏丹的地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与苏丹作为世界领袖的身份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权力的外部标志中也不断地体现出来：高贵的头衔宣示了对世界的主权；富丽堂皇的作战营帐和旗帜，镶嵌宝石的利剑和高贵典雅、镶有《古兰经》中胜利章节文字的头盔都强调了苏丹作为战士的身份。
因此，只有伟大的征服才能巩固苏丹的地位。战争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帝国霸业，受到教的佑护。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国家机器都需要战争；如果征服战争受挫，就像在马耳他那样，也只是个暂时的挫折，很快就能克服。
“土耳其人的扩张就像是大海，”一个塞尔维亚人在一百年前曾如此评论，“永远不会安顿下来，永远汹涌前进。”在过去的日子里，苏丹要亲自指挥所有的战役。现在，苏丹不需要亲临战场，只需用他的马尾旌旗和精巧美丽的旗舰代表他的存在，自有前线将领代替他冲锋陷阵。
由于远离战场，塞利姆二世对战败的可能性不屑一顾；对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研究很透彻的威尼斯人认为塞利姆二世“自视甚高，蔑视世界上其他君主；他自认为能够向战场投入无穷无尽的军队，不肯听取任何不同意见”。
塞利姆二世很快就认识到了战争对帝国的必要性。在他通过埃迪尔内门（征服之门）盛装进入伊斯坦布尔的那一天，近卫军发生了哗变。他们封锁了宫门，不准新苏丹进入，向他索取惯例的赏赐。
此时仍然担任海军司令的皮雅利帕夏被从马背上打了下来。塞利姆二世不得不匆忙向士兵们分发金币，才解决了事端，但他从中吸取了教训。常备军就像只老虎，每一位苏丹都必须学会驾驭它。
要驾驭它，就需要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战利品和土地的赏赐。害怕政变的塞利姆二世是第一位从未御驾亲征过的苏丹，在这方面，他的统治算是一个分水岭。但征服战争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地中海仍然是个让他非常感兴趣的目标。
欧洲依然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塞利姆二世登基的同时，还发生了另一起重要的权力更迭。在欧洲权力政治的复杂矩阵里，罗马教廷一贯最坚决地反对苏丹。罗马和伊斯坦布尔分别是两个世界的中心，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1565年12月9日，在马耳他攻防战的恐怖时期领导基督教世界的教皇庇护四世在他位于博吉亚塔的寓所去世。在仲冬时节的短暂白天里，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们召开了秘密会议，选举一位新教皇。
1566年1月8日，表示新教皇选举成功的白烟从梵蒂冈的烟囱里冒出，新教皇的人选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米凯莱·吉斯莱里和他的前任迥然不同。庇护四世头脑冷静，在新教兴起的风暴中仍然保持高度宽容，是个深知人情世故的人。他出身豪门，深知为政之道，温文尔雅而老于世故，是个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
吉斯莱里则出身贫寒，少年时在皮埃蒙特的山上以放羊为生，完全是靠教会的抚养和提携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在为教会效力时的热忱令人惊叹，前不久还担任过异端裁判所的大法官。新教皇选择了庇护五世的称号。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选择不太恰当，因为他的前任对他非常憎恶。吉斯莱里不是一个能够和罗马或佛罗伦萨的权贵们一起觥筹交错的人。
庇护五世已经秃顶，白胡子迎风飘扬，固执己见、严格自律、坚定不移，更像是《旧约》里的先知，而一点不像博吉亚教皇。他不懂政治手腕，生活简朴，对上帝满腔热忱，日夜工作，不肯停歇。他只有两件质地粗劣的羊毛衬衫，轮流穿着和换洗，但充满了虔诚的能量。
他满腔热情地保卫和弘扬天主教会，坚决反对教会的敌人——新教徒和，这种热诚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庇护五世将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逐出教会，称她为“恶灵的奴仆”。他无论走到何方，总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火药味，一种气势汹汹而毫不宽容的能量，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的看法也颇有分歧。
腓力二世在梵蒂冈的使节报告称，庇护五世“是个善良的人……具有极强的宗教热情……在当前时局下，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红衣主教成为教皇”。更务实的人对他的评价就没有这么高了。“假如当前在位的圣父离我们而去，我们会更高兴，不管他是多么伟大、无法描摹、独一无二和非同寻常，”在新教皇即位的这一年，有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的谋臣如此冷淡地写道。
庇护五世这位老人熠熠生辉的眼睛被复兴十字军东征的梦想所吸引。欧洲人在马耳他战役中得胜，更多靠的是运气，而不是谋略。围城战之前，欧洲各国没有统一的目标；关于救援马耳他的指责在战后也让大家心存芥蒂。
从匈牙利边疆到西班牙海岸，基督教世界仍然受到严重的威胁。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成功地抵御奥斯曼帝国。“任何人单枪匹马都无法抵抗敌人，”他坚持道。
庇护五世决心完成多位前任教皇未竟的事业：将基督教各国从危险的沉睡中唤醒，建立一个长期性的神圣联盟来弥合各国的利益分歧，共同对付异教徒。他以宗教法官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即位四天之后，他命令教廷重新开始向腓力二世提供资金援助，用以建造桨帆船，保卫基督教海域。
这是小小的第一步，但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的动荡岁月里，庇护五世将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以及驱动反对教的圣战的强大力量。阿拉伯世界和基督教世界都是针尖对麦芒，奥斯曼帝国苏丹和基督世界的战争依然看不到尽头，欧洲人依然在战火中煎熬，永远看不到光明。
不过也有例外，在这黑暗的年代里，只有英格兰和葡萄牙享受着和平的阳光，唯一能够让他们享受和平的原因是：这两个欧洲国家都成了大明帝国的附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