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目标，是东捻的“南支”，之前一直在鄂、豫交界的地域流窜，现已忽忽南下至湖北安陆、德安之间。刘铭传早前入鄂，主要就是准备对付这支捻子。

淮军这边，自然是刘铭传主攻；湘军那边，已经裁撤了大半，曾国藩派了湘军硕果仅存的鲍超部前来会剿。

鲍超此人，目不识丁，屡屡在文墨上闹笑话，但他忠厚豪迈，先后见知于胡林翼、曾国藩，鲍超感念恩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不避疾矢。

鲍超号春霆，他的部队，称为“霆军”。霆军每次出战，官在前，兵在后，鲍超自己，红顶子，花翎，黄马褂，朝珠，好像上朝一般，其余将领，也无不翎顶辉煌。这般列于阵前，自然生出一份特别的气势。

长毛与官军对阵，见了一班“朝服”，往往骇呼：“霆军来了！”就此崩溃逃窜。

但刘铭传对鲍超，却是有心结的。

这个心结，并非鲍超得罪过刘铭传，而是刘铭传自以身为淮军的第一员大将，对他目为湘军的第一员大将鲍超，天生有一份别苗头的心思。

对鲍超目不识丁，却有偌大勋名，尤其不服气。

刘铭传这个人，才具是有的，但心胸太窄，利害计较得太过，不然上海战役的时候，也不会在撤出青浦时不通知轩军，以致青浦沦陷，福瑞斯特被俘。他自己也被李鸿章打了军棍，“负荆请罪”，发给关卓凡处置。

另外，他也知道李鸿章的心思，希望能够在朝廷面前大大露一次脸，因此这一仗原打算独得其功，不想曾国藩派了鲍超过来会剿，即便打赢了，功劳也得分给湘军一半。这个脸只能露半边，算怎么回事？

于是。为自己计，“为爵帅计”，刘铭传的老毛病又犯了。

霆、铭两军会师钟祥，霆军进驻臼口，铭军进驻下洋港，隔一条尹隆河，同对岸的捻军鼎足而三。

两军约定了第二天辰时即早上八点钟夹击捻匪，刘铭传却下令，铭军提前一个时辰出发，“等我们将捻子打垮了。叫鲍春霆看看。铭军、霆军。究竟谁厉害一些？”

这样一来，原先的布置就完全打乱，结果铭军中最弱的刘成藻部刚刚好对上了捻军中最强的任柱部，任柱部全是马队。极为强悍，刘成藻部甫一接触，便支撑不住，刘成藻一败退，牵一发动全身，最终整个铭军都乱了。

刘铭传的中军陷入重围，自知无法逃生，他长叹一声，索性摘了大帽子。下马，盘膝坐地待擒。

就在这时，霆军到了。

“翎顶辉煌”的霆军犹如怒涛卷地而来，捻军看了，先就生了怯意；霆军枪、炮交轰。继之呐喊冲锋，捻军阵脚已乱。溃散的铭军见来了援军，士气复振，内外夹攻，捻军终于支持不住，向北败逃而去。

这一仗官军先败后胜，虽未能将这支捻子聚而歼之，但总算将其赶出湖北，驱入开始坚壁清野的河南，勉强算是完成了战略任务。

刘铭传私心作祟，求荣反辱，性命脸面全是他最不服气的鲍超所救，但他不但不感激，反而妒恨交加，无可自抑，竟然做出了中山狼之举。

刘铭传的“报捷折子”，先说两军“相约黎明击贼”，而非事实的“辰时”，这下子变成铭军按时发兵，霆军延迟行动了。

再说铭军被迫独进，“先获小胜，忽后路惊传有贼，队伍骚动，实不知霆军也！”这一句真是神来之笔，霆军不但迟到，还惊扰了准时进军的友军，而铭军因为这个误会，抽调部队，还保后路的辎重，以致阵线有了缺口，“贼橐暇来扑，以致挫败”。

总之，铭军失利，全是霆军责任。

最后，铭军“全力支撑，会和霆军迎击，遂获全胜”。

这份颠倒黑白的折子报到钦差大臣行辕，李鸿章转奏的时候，继续弄鬼，贬鲍扬刘，以致到了朝廷那儿，已经完全变成鲍超误期，几乎陷全军于不测之地，全靠刘铭传坚忍果敢，才力挽狂澜。

朝廷自然以李鸿章的话为准，传旨鲍超，不但没有奖勉，还有“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之语。

鲍超气得旧疾复发，愤激之下，自请解职。霆军上下对刘铭传破口大骂，说他恩将仇报，猪狗不如，纷纷要和铭军算账，铭、霆两军火并之势，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