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鄱阳县令牛守吏来说，再没有比亲自外出催办夏粮入库回来，冷不防发现十数名全身披挂的甲士，守候在衙内更让人惊喜/惊吓的事情了。这一刻，他脑海中甚至闪过了自己种种下场。

比如前任留到自己手中的积欠和烂账，终于盖不住事发了？还是自己挪用学宫和官祭田收益的事情，被人给举发了？作为饶州州城的附郭县，鄱阳县令只能算是一个中下等的缺，弄钱的渠道不多。

上头还有饶州刺史等一干上官盯着，无论是围绕着当地三个铜坑建立起来的永平钱监，还是浮梁、余干各县盛产茶叶和白瓷，都与他毫无关系也无从参合一手。所以只能从这些不起眼的边角抠钱。

但是，源自西晋所建立的鄱阳郡学，其实也早已经没落了；而让位于东湖、芝阳、浮洲等，地方名士大儒建立的私学/书院。这也是南方各道州府县存在的普遍现象，就是官学办不过民间的私学。

因为这些声名赫赫的私学背后，往往都有地方豪富之家、大商巨贾和名门望族的赞助和扶持；相比而经年日久而体制僵化的官学，它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灵活的举措，舍得本钱来招纳优异学子。

只为了扩大所在地方学派、乡党和家门的潜在影响力。因此牛守吏私下的作为，也只是在蚊子腿上刮肉的仨瓜俩枣；真正具有丰厚收益的勾当，早就被州衙所属给瓜分光了；根本就轮不到附郭县。

不然，他也不用以百里侯之尊，亲自上阵去下乡催办夏税钱粮入库了。仅仅因为在这过程中，少不了来自那些市镇税关、乡里长的成例孝敬。除了下属的分成，零零碎碎的加起来也有百十缗落袋。

这也是他一年到头，为数不多的籍此大宗进项了。当然了，还有些收益更多的进项，他也实在不敢要；对于牛守吏的出身和资历、背景来说，能够安安稳稳的熬过这几年任期，就算是善莫大焉了。

他并非主流意义上，京师两大三附的科班出身，也不是地方知名书院的私学渊源；更不是国子监、太学对接的地方官学背景。而是当世已极其稀少的耕读传家，然后考取乡试、州选、京科的特例。

最终以天子特开恩科的复古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敬陪末榜的资格，经过“身，言，书，判”释褐试，补为安南都护府峰州的石堤县尉，好容易才熬到回任江西道。

只要他在任上无病无灾的熬到年份，自然就可以按照某种惯例，平级转任到更靠近中原老家的其他富县；而不用担心再转回安南都护府去，与分藩周旋、事必亲躬的种水稻、喂蚊子和管教土人了。

当然了，牛守吏这种传统意义上耕读传家/野生小镇做题家的出身；相对于幕选（裙带关系），征辟（幸进）、门荫（富贵废物）等杂途出身，仕官上限还是略高一些的，至少毕生有望守道/入省。

事实上，自从一百多年前的泰新改新和国朝的大征拓开始，大唐天下的许多事情也就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巨大改变。比如随着寰宇海内不断征拓扩大的版图，大唐的官员位置更多，也越来越不好做。

好的一面是，在当今国朝的财力物力充裕之下，现在无论是正选还杂选的官员，都拥有一定数量带往任上，并享受贴薪的长吏名额；但是具体人选，必须在吏目学堂进修，并通过相应的资格考试。

这样就算到了任上地方之后，也自然拥有一套相应名正言顺的班底，和与地方奸猾胥吏、豪姓大族，进行权力博弈和角力；不至于被人架空或是欺上瞒下，因此，在为官做事上无疑是轻松了许多。

但是另一方面，朝廷在对于官员的考成制度上，也周密和严格了许多。不但有重大事项的交付回执，还有具体期限的约束和逾期的评定奖惩。甚至连晋升和左迁，都要参照上官、下属和治民口碑。

这样虽然依旧不能免除，官场中残留的部分弊端和症结，但是却相对成功的提供了一个保底下限。也就是说，除了一些优养的闲职外；本身实在太过拉胯的废物，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提携平步青云。

又比如地方官府和豪姓大户，真的不敢过于凌逼小民和盘剥过甚，甚至连驴打滚的套利贷，都不得不收敛了许多。因为，这些受欺压的乡民百姓，虽然不敢对抗官府和胥吏，却是可以逃亡外乡的。

要是过去逃亡也就逃亡了，但是现在有着诸多海外的分藩诸侯，就等着吸纳来自中土的流亡人口；在各种钱财和利益开道之下，他们几乎是无孔不入的渗透道内地各处，更有逐利的商人为之张目。

更别说，还有一些在海外发达的同乡，名正言顺的衣锦还乡之后，顺带四下串连以提携为由，拉走不少左邻右舍的乡党；甚至官府和大户都不能公开阻挠，因为此辈往往拥有相应的官身和士爵。

因此，如果在一个地方盘剥压榨过甚，或是用利滚利将人逼得走投无路；轻者就一夜之间抛下田地和债务，举家潜遁在外。重者在海外同乡的鼓动下起来闹事，博弈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得不偿失的。

无论是抛荒土地还是户口流失的责任，最后朝廷的板子还是会落在，这些治理不力的父母官身上。而对于豪姓大户而言，无论是无人耕作收取租佃，还是放出多年的债务无法追回，都是亏大发了。

再加上来自海外诸侯藩属，大量廉价粮食和物产的倾销、冲击；国朝就算遇上灾荒，大规模饿死人的概率也不大了。也逼得曾经曲断乡里、把持民生的豪姓，不得不做出改变和退让以为维持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