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中，朱铭没打算再做实验。
他发现如果降低沙土配比，加入木炭粉和锯末，能让蜂窝煤更易燃。如果锯末轻微碳化，蜂窝煤就更好烧了。
但考虑到成本，通通放弃。
直接来简单粗暴的更好，煤加泥土一样能烧。还要什么木炭粉？还要什么锯末？
煤80%，泥20%，这是最佳比例，烧得久也容易点燃。
泥土没有别的选择，开封附近多为黄壤土。而且，并非适合做蜂窝煤的黏性黄壤土，是那种黏性稍弱的沙质黄壤土。只能说，可以用。
“相公，家里有客人等你，正在听陈先生讲学。”白胜接过缰绳，牵着马儿进去。
朱铭问道：“士子？”
白胜说道：“姓车，自称是炭行行首。我把家里的炭炉和炭球，全都搬屋里藏起来了，没让他看见。”
“做得好。”朱铭夸赞道。
白崇彦和闵子顺，依旧在看书备考，关试已确定在下月初二举行。
朱铭得罪了蔡京，蔡党又掌控吏部。
即便他们考试合格，估计也会遭受打压，扔去穷乡僻壤几年别想挪窝。
朱铭必然连累朋友，也不知该如何安慰。
却见陈渊坐在廊下，给一个商人讲道：“石炭司与官办场，违背了方矩之论。你们炭行难以画方，只得寻求罢市，这是对的，无可厚非。”
商人高兴道：“在学问上，俺们也占理？”
陈渊点头：“自然占理。天道无非人道，仁者爱人，商贾也是人，朝廷当以仁政待之。”
商人问道：“可那些相公们，却说商贾是奸猾之徒，朝廷也说咱是工商杂类。”
陈渊反问：“商贾之中，多奸猾之辈，难道不是真的吗？”
商人对此无法辩驳，因为这属于事实，只能比烂道：“商贾多奸猾，难道读书人就不奸猾？朝堂上那些相公，有几个不奸猾的？”
陈渊说道：“若想不被鄙夷，商贾应当生财有道。须谨记，是生才有道，非生财有术。道与术，道为先，术在后。君乃炭行行首，若无官府盘剥，尔等就不会囤积居奇、哄抬市价吗？”
商人说道：“自然不会，炭行也是有规矩的。”
陈渊微笑：“既如此虚伪，阁下也不必听我废话了。告辞。”
“先生莫走，”商人连忙拦住，“俺喜欢听先生讲大道理。”
陈渊说道：“商贾的坏名声，并非读书人强加的，而是千百年来，你们自己给自己戴的帽子。汝可知，南方有儒商？”
商人摇头：“不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读书人的泛滥，从北宋中期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落榜士子经商。
其中一部分，将儒道与商道结合，自称为“儒商”。他们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将儒家“义利之辨”融入商业活动，不管私底下如何，至少表面上无可指摘。
而王安石的新学，对“儒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陈渊说道：“儒家有义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论语》里的句子，阁下想必早就读过。但君子可以言利吗？可也。君子当以义理财……”
以义理财，是王安石的观点。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能在京城讲学，陈渊重新翻开王安石的文章。
以前他读王安石，带着批判的眼光，纯以洛学门人的角度出发。
如今再读王安石，则以吸收为目的，摘取新学的可用内容，把“道用学”包装成新学拿去推广。
读书角度不同，观感就大不一样。
陈渊发现，王安石的义利之辨，大部分可以给道用论做注脚。
要谈义利，先谈人性。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观点，直追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天性无所谓善恶，既不善，也不恶，纯靠后天学习。
继而，又说义与利并不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
公利便是大义，为国理财谈的是利，其结果却是义。还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又说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
陈渊最近还在继续写文章，“义利篇”就快写完了，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观点。
但有一样，陈渊不支持王安石。
他认为“义在利之先”，而王安石认为“利在义之先”。
王安石太过激进，说人有常性、长寿、常产，又不受骚扰盘剥，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
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穷逼没资格谈义！穷逼别来扯道德！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再通过道德教化，君子才能变多，社会才会安稳。
这个观点，让陈渊感到极度不适。
君子固穷还讲不讲？
这位商贾，下午就来拜访朱铭，一直听陈渊讲了三个小时。
最后他作揖道：“先生真乃大儒，俺有一子，在府学读书，不知能否拜于先生门下？”
“可以，”陈渊微笑道，“别的商贾子弟，也尽可来求学。”
商人说：“俺是炭行行首，回去便与他们说，让炭行商贾都送子弟过来拜师。”
商贾看重的当然不是什么学问，而是一种社会认同。
虽然社会风气日趋逐利，对商贾也越来越宽容。但底色依旧是歧视，盘剥起来毫无心理负担，只把商人当成捞钱的工具。
所以才有徐骧的父亲，带着货物到汴梁经商，看到进士排队从东华门走出，感叹道：“生子当如此。”于是不再做行商，只保留一些店铺，全心全意培养儿子读书科举。
又有纳粟买官的牛监簿，每月靠收房租就赚千余贯，还另有无数财产。却自叹“身迹尘贱，难近清贵”，到处拜访名师、结交名士，疯狂砸钱招待读书人，最后捐粮买了一个小官，每天乐滋滋的去打卡上班。不但不贪，还倒贴钱把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