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两份供述所记载的时间看，第四次供述是在1月7号，第九次供述是在1月21号，也就是说，公诉方所出示的两份供述，集中在1月7号到21号之间。大家都清楚，本案的被告人是于去年11月22号被警方控制的，从那天到1月7号，中间有将近50天的时间，在这期间，他是否做过供述，如果有供述，是否也是有罪供述，我们同样不得而知。

第三，因为本案中存在可能的刑讯逼供的情形，在这两份供述期间，被告人处于何种精神状态，是否有刑讯逼供、引诱、威胁等情况出现？我们仍保持合理的怀疑。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公诉方出示的这两份供述，我方仔细阅读后发现，也存在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比如杀人的时间、杀人的手段、杀人的过程、弃物的地点，都有不一致的地方，我方认为，这两份供述不能相互认证，因此，这样的供述不能采信。”

杨毅这是从根本上动摇了控方的证据，公诉人和审判长不由得面面相觑。好在审判长经验丰富，沉得住气，掩饰着自己的惊讶，不动声色地问杨毅，“你发表完了吗？”

“完了。”杨毅点点头，坐回到椅子上。

“公诉人继续出示证据。”审判长说。

公诉人冷哼一声，继续说道，“第三项证据，枪弹痕迹检验鉴定。”

审判长头也不抬，随口说道，“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杨毅再次站了起来，面对审判席说，“我方对此项证据也有异议。公诉机关出示的这份证据，并不能出示取材的有关笔录等证实其获得证据的合法性，这份鉴定存在着取材时间和取材地点不具备法定条件的问题，致使这份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条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就不能靠这份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处以刑罚。”

旁听的人又一次小声议论起来。

杨毅稍作停顿，继续说道，“同时我们注意到，在这份鉴定书中，没有见证人的签名或盖章，也没有看到犯罪嫌疑人得知鉴定结论的说明。按照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勘验、检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盖章。刑诉法也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签订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由此可见，这份证据取证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在其后的几项鉴定类证据的质证中，杨毅都发表了类似的质证意见，主张警方有关取证程序违法，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条件，因此相关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公诉人的脸色越来越凝重，强打精神一项项出示证据，警方的一些鉴定的确存在疏忽，但他们也没有想到杨毅会借机发挥，几乎对全部证据提出质疑，出庭那么多次，他还是第一次碰到如此难缠的对手。

终于，公诉方开始出示最后一份证据——视频资料，杨毅也等待到了最终反击的机会。控方的视频资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张文峰现场指认录像，二是警方审讯录像的片段。对前者，杨毅没提出异议，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到了对审讯录像的攻击上。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方对审讯录像提出异议。我方认为，公诉方提供的录像，仅是整个审讯中的短短片段，而且似乎是为了证明不是刑讯逼供而专门采集的，其录像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能不让人质疑。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楚，本案的被告人被指控犯了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罪是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罪名。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应当——大家注意，不是可以，是应当，也就是必须的意思——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同时，有关的办法也要求，为了保证录像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公安机关在进行录像时应当保持全程不间断录制，不得选择性地录制或者剪接、删改录像内容。因此，我们认为，公诉方出示的审讯录像片段，也不具备证据效力。”

审判长盯着杨毅，像是不知在想些什么，脸上一片茫然。杨毅趁机说道，“审判长，本方质证意见发表完毕。顺带着，我打算提出另一项申请，希望合议庭能慎重考虑。”

审判长回过神儿来，眼中闪过惊讶，“啊？你还要提什么申请？”

杨毅瞥了瞥对面的公诉人，嘴角微微上扬，“我们相信，侦查机关一定会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录像。为了展示讯问的全貌，厘清有关刑讯逼供的质疑，辩方申请调取第1次到第9次全部的讯问笔录及同步录像。”

杨毅长舒一口气，坐了下去，旁听席似乎被他的申请震惊了。公诉人的脸上终于也现出了紧张。

合议庭经过简单的合议，裁定控方提供全部讯问笔录及同步录像，庭审再次休庭，这和杨毅设想的几乎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