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少衡把《管窥》卖到山东多半能获得成功，因为此报纸在京城已经引起哄动。

《管窥》的前身《甲骨文会刊》每期的印刷量不过是一百多份，新刊物的编辑部虽然考虑到报纸的销量可能会扩增，但是怕报纸不好卖出去，第一期也只印了六百份。

却没想到六百份报纸印刷出来不到两天便销售一空，登门求购的书商还络绎不绝，许仲琳连忙道印刷部门加紧印刷。

京城物理社的小印刷厂原本就是由物理社所购买的一家抄报房改建而来，印刷能力也有限，紧赶慢赶，最终《管窥》第一期的印刷量定在了一千五百份，销售的火爆程度也不过稍稍减缓，若不是因为印刷部门的能力有限，可能这一期创刊号的印刷数字都能接近两千份。

京城的书报商听到这个数字全部惊呆。此时京城虽然有多家报刊，但是最高的销量也不过是五百多份，放到江南只是中型报社，在京城却已经可以称得上第一了。

这是因为大明的京城虽然是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比起江南文化的繁荣程度还是有所差距。

这主要是由于京城的出版业不够繁荣所致。天子守国门的代价就是京城连粮食都得走大运河千里迢迢从江南输送而来，京城生活百物腾贵，从粮价到物价都比江南高上一筹，可想而知印刷工的工资有多高。

高物价直接影响了印刷业发展，明代京城甚至印刷业水平不但比不上山东与河南，甚至还不如北直隶的通州。

一直到后来的清朝，北直隶的印刷中心也不过是转移到了天津杨柳青一带，到底是没能入京，京城的工价物价太贵了，实在是养不活印刷产业。

另外，京城的舆论控制实在也有些严重。

比如后世有些与京城文化相关的资料研究说：明代北京有八大书院。

但仔细看看八大书院的位置，其中四家坐落于通州，两家在密云，一家在昌平，这些地方在此时都是京城顺天府以外的范围，只不过是在后世的行政规划之中属于北京城而已。整个大明唯一一家建立在京城的书院是宣武门外的首善书院，那是天启年间东林党为了传播自己思想所建的，建成不到几年，就随东林党与阉党斗争之中的失势，被魏忠贤强行关闭。

京城这地方实在太敏感了，开一家书院都怕有影响舆论之嫌，实在不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所在。

但是京城里光是翰林就几百人，实实在在有一个庞大的文化市场需求，在京城只要能够合法印刷并且引起购买热潮的书籍，几乎都能挣钱，就比如嘉靖年间《三国演义》第一次正式印刷出版，那就是由礼部经场所印，在大内发行，上千本的销量大半是由太监宫女提供的——太监也识字，也喜欢看小说。

过去京城的出版业自然也印刷一些挣钱的书籍，但是往往十分谨慎，不敢印过新的题材，很重要原因是怕在政治上担了风险。

《管窥》一开始就摆明了自己不涉及政治的立场，并且在京城发行新小说，立刻就获得了京城识字群体的追捧，一千五百份的销量轻轻松松。

京城作为舆论中心的能力在这时也体现了出来，这地方不是一个建印刷厂的好所在，但却是一个炒作新作品的福地。

如：袁宏道学于湖北，游于江南，然而真正成名却是在京城；利玛窦在南京时虽然也颇有名气，但是也是进了京城之后才真正在文化人中建立了自己的地位。

这就是京城首善之地的优势：在江南吟一千首诗，不如在翰林院里头留下一个吟咏的佳话。

《东人平生录》本来的小说质量就是超越时代的，在京城首发，立刻就引得一群文官、翰林们争相评论，然后便自然而然的声名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