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为悦己者容，杨丽华坚持保养、健身，当然是为了愉悦夫君，宇文温对此很受用，所以不吝给予“奖励”。

他的后妃们都很努力的保养、健身，所以宇文温也很努力的尽夫君义务，此刻搂着杨丽华，忽然有感而发。

原心定罪，所以当年我和俏太后那什么，完全应该没罪的嘛！

想到这里，宇文温居然有点小兴奋。

若论辈分，侄儿和寡居堂嫂那什么，按照亲属相犯的罪行，那是要斩的哟！

然而，按照原心定罪，还是没事。

按动机，我没道理和太后私通，毕竟两个人又不熟，风险又大到要被砍头；同理，太后也没动机和我私通，毕竟地位悬殊，男方又不是潘安。

全都是那什么药，导致我们两个意乱情迷，然后在不清醒的状态下有了男女之实，甚至导致太后怀孕。

按原心定罪，我们俩无论是动机、目的还是案发时的心理，都没有发生关系的主观意愿，所以是清白的，没有罪！

然而这有用么？

宇文温觉得，若是当时事发，自己怕不是要被拖出去游街，然后以“强暴太后未遂”的罪名砍头，身败名裂。

所以，即便“原心定罪”有着人性化的优点，但作为一种“自由量裁”的司法理论，一旦被人滥用，就会导致律法如同儿戏。

嫌疑犯有没有罪，全看主审官对其动机的判断，人为因素极大，隐患多多。

类比的话，类似于举孝廉和科举制的差别，选拔人才的标准，前者全看人为操作，后者好歹有“考试成绩”这种客观标准。

宇文温不反对法律人性化，毕竟冰冷的法律很难被百姓接受，执行起来代价也很大，所以他对“原心定罪”并不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司法实践中，审判案件的官吏运用原心定罪努力展现人们的动机、心理，强调“心”、“志”的善恶，在定罪量刑时考虑犯罪人的行为目的、主观动机和心理状态，区分故意和过失，这是一种进步的体现。

但是，如果过于注重犯罪的主观因素，忽视甚至无视犯罪事实，仅仅依靠伸缩性非常大的伦理道德为标准判案，必定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导致司法不公。

让律法，成为权贵堂而皇之欺压百姓的护身符。

极端点的例子，一个平民控告某权贵子弟强暴他的妻子，那么主审官可以这么“原心定罪”：

论动机，纨绔子弟不缺如花美眷，没道理去摘野花，再说，纨绔子弟有的是钱，风月场什么样的美人不投怀送抱，怎么会看中野花？

换而言之，有钱（权）人怎么会搞强奸？大把女人投怀送抱，完全没动机嘛！

以目的来说，高贵的权贵子弟，怎么会看上蓬头垢面、身上有跳蚤的民妇?试问人再饿，也不会放着山珍海味不吃，吃发霉的野菜粥吧？

以心理状态来说，就算有权贵子弟强暴民妇的事实，那又如何？也许是权贵子弟喝醉了/心情不好，才导致行为失常，或者说是不小心摔倒了，正好压在民妇身上，才发生这是意外嘛!

再说了，也许是民妇穿得太暴露/故意勾引/不守妇道，才让权贵子弟失控。

所以，不仅权贵子弟没罪，民妇反倒有勾引贵人犯罪的嫌疑，如今你夫妇二人不思悔改，反倒以卑告尊，到底居心何在！

想到这里，宇文温的怒火蹭蹭就上来了，强调动机大过事实，将犯罪事实轻描淡写，这样的做法，他不接受。

因为这很容易演变为隐形特权，给有权有势者欺压百姓开法律上的后门，甚至在大家族里，就是给尊长欺负卑幼、嫡子欺负庶子以合法借口。

当前时代的特点，摆脱不了以礼入法，这一点，宇文温只能接受，况且他也希望法律顾及人性，不希望用冰冷无情、没有人性的法律条文治国。

但是，不接受礼、法不分，不接受“以儒释法”，不接受无限制的原心定罪。

把旁支、庶出子弟束缚在家族里的“礼法”，把农民束缚在家乡（土地）上的“礼法”，把工商束缚在贱籍的“礼法”，统统都要改。

这是农桑和工商的差别，时代变了，老一套不中用了。

宇文温相信“理越辩越明、道越论越清”，他认为，没有激烈的思想交锋，就不会有思想的飞跃。

围绕《明德律》的大辩论，就是照亮时代前进之路的，依托电报而快速发展的报纸业是助燃剂，扬州一案，正好可以作为引子。

天下的读书人，都可以通过报纸，从这场大辩论中受到教育，感受思想交锋的冲击，当大家都开始思索时，自魏晋以来颇为混乱的思想、文化领域，就会迎来新的春天。

也许，是百花齐放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