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在讯问时都问了你哪些问题？’

‘他们为什么没有对你进行严讯逼供？’

‘他们怎么会这样轻易地放过你？’

这些话应该去问苏联人，可他却要我来回答。我又不能不回答，可我说了他又不相信。我有些急了，就把躺在床上的身子掷了起来，对他做着极力说明。可副司令员马上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身子，让我躺下，让我慢慢地说。

‘他们没向你问到国家的军事机密？’

‘你都向记者们说了哪些话？’

‘那个翻译平时跟你都聊了哪些事？你对他都说了哪些话？’

为了让他相信，几乎每句话我都要说上两三遍。因为我身体还非常虚弱，说的话多了，就感到头昏。副司令员再次用手轻拍着我，让我躺下来，不到动弹。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可副司令员还在引导着我，说，‘你在苏联呆了那长时间，肯定经历了许多事情，你都慢慢细细地说说。’

‘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你是个诚实的军人，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党会相信你，人民会相信你。’

我知道他是想打探我是不是有变节行为和失职行为，可是，我不能把我没有做过的事编上一段说给你听。我感觉副司令员对我的审问，比苏军对我的审问还要细，还要严，还要让我感到心跳和难受。我实在没有话说了，于是，我就说，‘我爷爷很可怜，给地主扛长工，每天天不亮就下地给地主种地，可是，地主还不让吃饱饭。那天，我爷爷生病了，地主就不让他干了。’

副司令员马上纠正着我说，‘不要说你爷爷的事，还是说说你被俘时在苏联那边的事情。’

我就说，‘苏联那边的饭死难吃，土豆要煮着吃，洋葱里不放油，一点都没味，哪有咱们边防站里的饭好吃，那时，我就想能吃碗咱们边防站的捞面条该有多好。’

最后，徐副司令员自己都感到没话可问了。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你能保证你在被俘期间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军人形象的事，没说过任何有损于国格的话？’

我说，‘我可以向他老人家保证。’

副司令员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很好，年轻人，你辛苦了，受苦了，党和人民信任你。’说到这里，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非常亲切非常和蔼地同我握了握手，说，‘好好养伤，养好伤，继续为人发服务，为党工作。’我说，‘感谢首长的关心和爱护。’

等徐副司令员带着那个做记录的记者离开后，我感觉自己象是虚脱了一样，有气无力。这时，我才发现我身上全是汗，已经把被子都给湿透了。可以说，徐副司令员来看望我的这三个来小时，是我这一生中感觉最紧张、最苦闷和最无奈的时刻，也是我人生中最难过的一个关口。他的问话和风细雨，亲切温和，却是绵里藏针，句句刺痛着我的尊严与人格。

当时，我的感觉非常地不好，甚至感到非常地沮丧，非常地悲观。两天来所积聚的那种自豪与美好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是那种极度的无助与无奈，这种心情比我被俘在苏联时还要糟糕难受。我想不通：我为国家做了我该做的一切，负了这多伤，受了这多苦，为什么还不被人相信和理解。我真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被苏军俘虏的战俘。

晚饭时，食堂给我送了清炖老母鸡，说这是徐副司令员专门叮咛他们给我做的。可是，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真想把这锅汤给倒了。我说我不爱吃鸡肉，让厨师把鸡端走。可是，厨师说这是徐副司令员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别人不能随便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