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意思就是说，扩军可以，但军费预算增加的部分得军方自己想办法了？”颜楚杰很快就从施耐德的一连串官方用语中理出了头绪。

“至少得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施耐德很痛快地承认了颜楚杰的猜测：“毕竟在今明两年，石碌项目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这个项目需要投入的资金总量，将会超过我们所有的拓殖项目总和，为了保证这个项目不会因为资金问题而出现工程延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不得不对其他的开支预算作出更严格的管控，包括军费预算在内。”

“那就是说为了筹集军费，我们必须得再次对外发动新一轮的战争了？”颜楚杰连连摇头道：“以战养战不是不可以，但我们现在可选择的对手并不多，大明离得最近但不能打，安南算是盟友，葡萄牙人算是贸易伙伴，这两家也不好随便动手。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倒是没什么顾忌，但问题是我们的海军力量还不够，现在根本就够不着人家，而且跟这两家在海上作战也根本没有取胜的把握。”

“不一定要通过战争的形式来获取收益，可以想想别的招。”施耐德将话题引申开来：“比如可以加大军火的贸易量，海汉军工出口各种武器和军用品的收益，你们军方也是有份的，不是吗？二十万元对于军火贸易来说，也不过就是几千支火枪，或者一两百门火炮而已，只要我们愿意出售，市场需求完全不是问题。说真的，我们是时候考虑一下跟大明合作，直接向官方出售武器了。大明军方的需求量和偿付能力，不是安南或者许心素能够相比的。”

施耐德说到这里，眼光便转向了陶东来，这种对外政策的调整，肯定得征求一下陶东来的意见才行。

一直静静倾听的陶东来见众人的目光都开始聚集到自己身上，便开口应道：“与大明官府的合作不是不行，但主要还是得看看大环境的外部条件如何。简单说，就是看大明现在是不是真的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外部助力，如果操作得当，我们当然能够从军火贸易中获取丰厚的经济收益，甚至能像在安南那样达成一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交换条件。但如果操作得不好，或者时机不当，那也很容易让大明把我们视作威胁，产生不必要的敌意。”

“关于外部环境的问题……宁崎，你有什么看法？”陶东来表明了一下态度，然后迅速地把球踢到了宁崎脚下。

作为执委会内部极少数熟悉历史环境的人，宁崎也算是责无旁贷了，清了清嗓子道：“今年上半年最大的事情，大概就是崇祯帝下旨给魏忠贤的案子定了性，崔成秀、刘志选等人判了斩首，然后有一百多个同案犯充军，另外还有一些判了三年囚禁，削职为民的，算是运气比较好逃过一劫了。另外就是陕西饥荒，民间有农民组织起义，但并没有能形成太大的气候，被洪承畴带兵很快就镇压下去了。”

“有什么跟我们相关的事情吗？”白克思问道。

宁崎点点头道：“相关的倒也有一件，礼部尚书徐光启因为旧历法推算今年五月出现的日食不准，就上书崇祯帝，要求参考西方历法，这一条被皇帝批准了，而且让徐光启负责监督编修新历法，所以今后跟大明朝廷沟通的时候，起码在这方面还是有共同点的。”

“但这对我们刚才所说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颜楚杰也有点耐不住性子道：“有没有跟军事相关的大事发生？特别是北方战场那边。”

“大事？”宁崎想了想才点头应道：“这个月倒是真有一件大事发生，袁崇焕在双岛斩了毛文龙，这个算大事了吧？”

袁崇焕矫诏斩毛文龙这事，历史上的说法不一。董其昌、袁可立、孙承宗等人，对毛文龙戍边抗敌的行为都有比较正面的评价，而且大鹿岛上还有立于天启六年和崇祯元年的两块石碑，其中一块石碑上刻有毛文龙的杀敌誓言：“指日恢复全辽，神色苞孕与此，吾侪赤心报国，忠义指据于此。”由此可见此人还是有忠心爱国的一面。

而历史上对其负面评价，多是指出毛文龙为人骄横，肆意妄为，而且有意夸大军功，以此向朝廷索要更多的军饷和补给品。但袁崇焕冒冒失失地矫诏十二条大罪杀了毛文龙，却直接导致了当地驻军军心涣散，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叛国投敌的情形。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候，大概也没想到他这种无视皇命的举动会成为自己日后的催命符之一。仅仅半年之后，袁崇焕便因为指挥不力而被下了狱。第二年八月，就因为擅自与清军议和、擅杀毛文龙两条罪名被判了凌迟，而且家人流徙三千里，家产全部抄没，可谓是家破人亡的结局。

对于袁崇焕的争论，在另一个时空中持续了数百年，有人认为他是民族英雄，有人认为他是私通满清的卖国贼。不过宁崎也无意在这里挑起争论，而是一句带过，直指问题重点：“今年下半年，后金会兵分三鹿，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攻入关内，一直打到京城。虽说年底的时候他们还是退兵了，不过这次入关也还是给大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影响。如果要和大明达成军事上的合作，我建议可以考虑一下应该如何利用今年下半年北方的军事动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