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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力行社”成立于南京。同年4月，组成由戴笠主持的“特务处”，也就是后来在文件数据中找不到出处的“军情六处”。同样在这一年的三月，国民设立军事委员会。同年九月，在军事委员会麾下，设立“军统局”。此一机构，并不公开，外间很少有人知道。戴笠被任命为该局“第二处处长”。表面看来，这两个组织虽隶属不同，却开启了由戴笠领导并创始的特务工作。形成一个在中国政坛上超越工作本位，产生过强大政治作用的“强有力”系统。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曾经的机构重新整合，唐贤平被招往南京，接受戴笠的重新指派。

如果按照唐贤平最初的意愿，是想留在杭州工作的。那里毕竟离家乡近一些。但分派任务时，唐贤平却要求去北平，指导那里刚刚组建的“北平站”。提到北平，戴笠不由提示了他两句：北平和上海的环境完全不同。是由地上转入地下的工作，更需胆大心细，危险性也更高一些。不知你做好了充分准备没有？

唐贤平起立回复道：请先生放心，我已做好充分的准备！

临出发之前，收拾行李的唐贤平又拿起手边的一张报纸看了看。见报纸上登载着年前“大吉”轮在长江出事的报道，并配发一张大大的照片。照片虽有些粗粝模糊，依然能看清画面中人物脸型的轮廓。那是记者在扬州医院采访幸存者时拍下的。照片一角，依稀能辨出马天目的侧影。

唐贤平面无表情地看着。最终一扬手，报纸飘忽落地。唐贤平拎起行李，踩踏而过，在报纸上留下一个清晰的脚印。

1932年4月的北平，看上去似乎比唐贤平在此读书时显得更为陈旧。道路的宽阔只代表了昔日帝王对辽阔疆域的自信，以及对土地大而无当的挥霍。但如今有轨电车、人力车以及胡乱穿行的路人，却使这宽阔街市更显杂乱。从戈壁滩上过来的骆驼商队依旧休憩在高大的城墙之下，这里曾是它们旅途的终点。却并不知道，战火即将于劫掠的方式，撕裂般朝南方延伸，那是它们永不能涉足的更为富庶之区域。这个略显焦灼的古老都市，此刻仍处在一种缓慢的常态里维系它的生存，阳光斜射下的城墙、牌楼、以及稀疏的树木，在这个春日里投下了它们淡淡的影子。

北平站新任站长侯子川，是唐贤平接触到的较为特殊的一个人物。他是以义务的方式加入这一组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判断，唐贤平清楚地知道，投身“特工”这一行当的人，无外乎有两种：一是满怀了对“革命”的热情；这种人有着鲜明立场，身负家仇国恨的重任。而另外一种，也是其中的大多数，则会和普通大众一样，为谋一口饭吃。

随着后来不断接触，唐贤平也曾向侯子川提出过自己的质疑。他知道他是北平协和医大的毕业生，在英租界领有行医执照，是一名正式的西医。况且家境富裕，个人行医的收入亦颇可观，三十多岁仍未成婚，自己单身住在西城卧佛寺一带的个人诊所内。

面对唐贤平善意的提问，侯子川只是睁着他那有些稚气的眼睛，淡淡笑着说，我很向往你们的工作啊。

他说到了“向往”一词。却无外乎是一种伪装。唐贤平知道，他并不会如此简单。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唐贤平便隐隐意识到，这是一个有着怪异癖好的人，并深陷其中无力自拔——而那此初见，侯子川给唐贤平留下一个极其恶略的印象，他曾一度对他的生活方式产生过怀疑。

那是唐贤平和手下李明抵达北平的第三天，安顿下来之后，便去拜会侯子川。

对于所有的西医诊所，唐贤平都有一个大致印象：医者温文尔雅，或目光犀利。身着白大褂。不变的是诊所内的环境，玻璃器皿与诊疗器械闪着洁净光泽，它们同那些药片和液体一样，给人一种神秘之感。

但侯子川的诊所内却显得杂乱无章。门虚掩着。唐贤平和李明推门进去，觉得它更像一个居家的客厅。沙发宽大，衣服鞋帽丢得四处都是。李明先是喊了一声。无人回应。唐贤平见客厅右侧是一个开放的小间，隐隐能看见里面摆放的玻璃柜子，以及柜子内整齐码放的药瓶。

他一眼便见坐在沙发上的那个人，勾着左臂，臂肘撑在沙发扶手上，紧握的拳头刚刚松开。那是为了使血管扩张的一个动作，自然是和西医诊疗中的“注射”有关。让唐贤平颇感惊讶的是，这个正在自己注射药物的人，将头靠在沙发背上，微闭眼睛，是一种放松、陶醉且略显疲惫的状态，总之让人无法判断。他刚刚将针管抽出，或许他们贸然的闯入，使他加快了注射速度。见他裸着的左臂上，针口处汪着一团细小梅花一样的血。右手边的茶几上，丢着一只针管，还有几只揭着瓶盖的玻璃器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