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对抗，背后是阶级的对抗。思想活跃的时候，也就是各个阶级希望社会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通常都是乱世。

而思想禁锢的时候，通常是一个阶级占据了优势，比如中世纪，宗教思想占据主流，教权坚不可摧。在这个时代西方也有人通过对圣经的统一，在西方进行书同文的改革，被称为‘卡洛琳文艺复兴’，规定了《圣经》只能有字体优美的卡洛琳小写字体为唯一标准。

可惜因为只有文化上的统一，没有制度上的统一，在查理曼大帝死后，几个儿子就把国家分了。

之后就是地中海城邦的文艺复兴了，通过做十字军东征中间商而崛起的城邦商人，利用艺术品做资本容器，拿出古希腊思想对抗教权。不过最后城邦联盟也和古希腊一样进入了僭主时代。

最后地中海城邦夹在奥斯曼和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之间，泯然于众，文艺复兴惨淡收场。

接着就到了新教改革的时代，各国纷纷翻译本国文字的圣经，抛弃拉丁文字的圣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各国也进入了疯狂的时代，各种矛盾爆发就和吃饭一样常见。

对抗的越激烈，思想就越是丰富，当然死的人也就越多。

可以看出思想单一的时候，往往就是一方占据优势的时候。不是说思想单一，其他思想就没有了，而是多个思想都存在，但以一个思想为主。

思想精彩纷呈的时候，通常就是乱世。

因为思想通常是阶级思想，而不是个人思想，个人为阶级说话才能得到支持。只为自己说话，那大家就不会支持。

总之每个地方都会面对阶级矛盾，就要面对内耗。而如何缓和调节阶级矛盾？那就是推出一个国王，一个僭主。

为什么战国的时候法家会脱颖而出？因为法家解决了儒家和墨家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把君主、贵族、国人团结了起来。法家让君主压制贵族和国人，提出富国强兵的方法，三个阶级一起去埋头扩张，成功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而儒家和墨家只能对贵族和国人有利，就很难团结对方。那就只能继续对抗了，但对抗也算时间。一旦其他国家进行变法，那么内耗的国家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商鞅不被人喜欢，出门要带着士兵保护，死得也很惨。但商鞅的变法却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第一次提出了军功爵，让扩张的红利覆盖了君主、贵族、国人、野人。在制度上确保了君主可以持续地选拔人才，长期地压制贵族和国人。

贵族和国人自然是恨死商鞅了。

毕竟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什么才是上士？掌控了话语权的才是上士，没有话语权的中士就只能跟随，根本没有安全感。

法家帮助君主占据了优势，但君主必须完成富国强兵的目标才行，而富国强兵自然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法家不是无缘无故地压制的，而是提出了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目标，并且通过扩张来实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目标。

儒家和墨家做不到，儒家的大同世界和墨家的兼爱非攻，都很好听，但无法落实。在法家之前，儒家和墨家都有机会实践，可惜他们只能为自己的阶级谋利。最终法家才脱颖而出。

古希腊其实也是如此，平原、海滨、山地三个地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转变为按照每年粮食收入不同的几个阶级继续争吵。最后还是推选出了僭主，让更多人加入公民议会，才进入了辉煌的时代。

还有罗马的元老院制度，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一个独裁者快速解决问题，然后有了终身独裁者，最后又出现了罗马皇帝。

总之阶级矛盾演化的结果就是一个君主，通过君主缓解矛盾，寻找扩张的方向。

在和之国也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君主、贵族的大宗，贵族的小宗，国人都应该提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思想。

杜兰通过大妈之口，让四皇在和之国选一个阶级作为棋子，就在和之国进行一场社会试验，提出属于阶级的口号，进行对抗，看最后谁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