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苗·伊万诺维奇的价值观还停留在“大号座钟用料更多、理应比小小的怀表更贵”的层次”，殊不知同类精密机械装置的尺寸越小反而成本越高，其投入的成本并不体现在用料的多少，而是体现在新技术和新材料的研发应用。

但是，伊莎贝尔也得承认谢苗·伊万诺维奇的观念代表了普罗大众的价值观，对那些中产阶级家庭而言，既然小小一块怀表的价格与气派的座钟价格相差无几，为什么不多花点钱买座钟呢？最起码后者还能充当一件奢侈的家具，为主人在访客面前挣得面子。

“怀表工艺还不够完善，成本偏高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请放心，我会争取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最迟年底之前，将怀表的出厂价降低到50金塔勒的水平上！”伊莎贝尔郑重的向罗兰做出承诺，“我要为远东的工薪大众生产出一种他们买得起的怀表！”

罗兰被厂长女士的雄心壮志深深触动，然而感动之余仍然不忘计算一下远东工人阶层的收入水平，以核实她的设想是否具备可行性。

寇拉斯王国统计部门针对国内各阶层的家庭收入水平做出如下划分：年收入低于10金塔勒的为贫困家庭；年收入介于10～100金塔勒的为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介于100～1000金塔勒的为中产家庭；年收入介于1000～10000金塔勒的为富有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0金塔勒的为豪门巨富。

其中贫困家庭的人口总数大约350万，占据全国总人口将近70，是无可争议的大多数，低收入以及中产家庭人口之和约为100万，占全国总人口20，富有家庭的人口比例约为5，总计不超过50万，至于年收入超过10000金塔勒的豪门巨富，在社会上占据的比例不足1，这区区两三千个豪门家庭就全国统计而言不过是个小小的零头，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却比那350万贫困的乡村农民加起来更大。

罗兰也曾为远东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感到忧心，但是查看过历史统计数据，特别是与其它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做过对比之后才松了口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事实上远东与瓦雷斯其它国家相比，贫富差距反而没那么悬殊，更何况在寇拉斯政府的主导下，这种差距还在不断缩小。

远东的贫民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350万贫困家庭当中农民占了绝大部分，城市贫民则只占一小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罗兰越发坚信自己力主推行的农村和农业改革是缓解城乡贫富差距的一剂良方，只有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公社和集体农场，才有可能使农民家庭获得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保障，争取五年之内使大多农村家庭由“贫困”提升到“低收入家庭”的水平。至于更进一步，使农村家庭普遍提升到“中产水平”就不是短短几年内能够实现的了，这是由农业生产的先天局限性决定的——务农为业可以比较容易的实现温饱，但是想靠种田致富却很难。

事实上除了罗兰和农业大臣约德尔等少数派，寇拉斯政府的多数决策者相比广大农民更注重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低收入家庭、中产家庭和富有家庭——这些家庭要么是产业工人，要么或多或少带有新兴资产阶级色彩。道理显而易见，远东这个新政权就是凭借市民阶层掀起反抗帝国的革命大潮才趁势而起登上历史舞台，执政后当然要大力回馈自己的基本盘。

有了上述认识，罗兰也就不难理解伊莎贝尔口中的“大众”并非指占据国内人口大多数的乡下农民，而是特指城市中的“工薪阶层”，以“中产阶级”为主，同时也包括一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富有家庭。

根据国内上半年的税收统计情况，罗兰可以粗略计算出国内各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其中首都寇拉斯堡及其周边城镇圈的市民阶层平均收入位居全国之冠，以卡隆工业区而论，工人平均每天能挣到3个银塔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