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的时候被誉为千禧年，那一年我十四岁，河图已经成为一个大小伙了。这孩子读书的天赋远没有他在道学上的精通，那一年他十七岁。

十八岁的河图已经能跟在师傅后头做一些简单的法事，比如哪家孩子受了惊吓，哪家阳宅的大门需要朝什么方向开。这些事儿，查文斌已经逐渐不过问了，他越来越多的开始呆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而我因为学业的关系，去外婆那个地儿也开始越来越少了，十五岁的我已经开始念初中得住校了。

说起那所初中，它已经承载了我父辈那一代的光景，如今的我也同样踏入了那所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老学校：杨村中学。

这个初中当时是离我家最近的中学，位于半山腰上，要去学校，得上一条很长的斜坡，大概有两百来米。那时候，大家都是骑自行车去学校，年轻的小伙子们经常比较谁能从坡下直接骑到坡顶的学校大门口，可是一直到我毕业，能到顶的人还是没能出现，足见这坡的长和陡。

每周日的下午提着菜和米骑车去学校，周三傍晚回家拿菜和米，周五傍晚再放假。一周可以回家两次，其余时间都住在学校里。

因为学校地处农村地区，所以生源并不是很多，一个年级分甲乙两个班，三个年级加上教职工总共也就三百人不到。没有专门的宿舍楼，用的是老的教学楼改造的，一楼是男生宿舍，二楼是女生宿舍，一楼通向二楼的中间地方设置一道大铁门，有专门的宿管阿姨管着。

学校的条件很艰苦，二十来个男人分上下铺住在半间教室里，里面几张旧课桌堆满了脸盆和装菜的饭盒，我带的最多的便是梅干菜炖肉，这玩意放的时间长，还挺下饭。宿舍里没有卫生间，也更加没有浴室，男孩子夏天就在外面打着赤膊用冷水冲，冬天就索性熬着三天回一次家再洗，因为地势太高，还经常停水。

这二层的宿舍楼还是第二年才住上，第一年住的是一层的平房，也是老教师改的。这地方还是当年我爸爸他们念书的教师，里面的破败情况便可以想象了。不过那时候，大家条件都一样，没见过城里的孩子是怎么生活的，以为全中国也就这般了，所以也就没人叫苦。

初一那一年，母亲帮我被子铺好后留下二十元钱便和其它家长一道离开了，我记得那天晚上的第一顿饭，因为饭盒里头的水放少了，米是夹生的，那可是做倒头饭的好原料，就着那倒头饭，我含着眼泪吃了个干干净净。

这片平层的宿舍楼在第二年被拆了，为什么被拆了呢是因为宿舍里头出了一桩人命案子。

比我大一届的一个女生在宿舍里头喝农药自杀了，为什么会自杀，那时候众说纷纭。有人说她是学习压力太大，也有人说她是和老师闹矛盾，其实她的成绩相当好，人也长得漂亮，很懂事的一姑娘，她叫杨丽。

那时候，我们需要上晚自习，从六点半到十点，因为大家都住校，这样校方就可以统一管理，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缺席的。那天是礼拜天，到学校的第一个晚上，杨丽便和老师请了假，说是身体不好，想在宿舍休息。老师自然不会怀疑这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会撒谎，关切之下让同学送她回了宿舍，当晚下了晚自习后，第一个打开宿舍门的女生那大声的尖叫几乎传遍了整个校区，拿着牙刷在门口刷牙的我都吓懵了。

一寝室的农药味，那是是甲胺磷，一种过去在农村地区常见的农药，剧毒当时我也跟着去围观，杨丽穿戴整齐得坐在靠在下铺自己的床头上，头歪向一边，满嘴的白色泡沫还夹在着血丝，鼻孔里也都是泡沫，头发盖住了半个脸，双手摊在两边，其中一只手上还拿着一个空瓶子。